這是我二零零四年的第一篇散文！可是，現在我已不是大學生。然而，我卻仍是大學生。
結束了四年的大學生活﹝一年在城大、三年在理大﹞，我正式走進社會大學。入讀大學前，我選讀社會政策，首先是因為這是自己的興趣，其次是希望混入政府撈一個官位。可是，自己的公務員招聘試成績不理想，家人的不支持，加上香港這個未成熟和有限度開放的政治環境，使我打消了一畢業便從政的念頭。
走進社會，意想不到自己的第一份工竟然跟自己的大學專業風馬牛不相及──Merchandiser。
Merchandiser這個職銜並不好譯。有人譯作採購員，有人譯作買辦員，更有人譯作銷售員。可是，這些譯名皆不盡準確。
事實上，Merchandiser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由產品的設計、製造、包裝、運輸﹞擔任一個協調者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Merchandiser要跟客戶、物料供應商、製造商﹝或工廠管理層﹞及公司內的其他部門﹝如：船務部、會計部及採購部等﹞作不斷的協商、談判。面對不同性質的人，便要用不同的方法、赤道去跟他們對話。我深深覺得自己又再次走進大學了。這次學的，肯定是書本裡學不到的。
一切就像重新開始，然而四年大學生活所培育出的批判思考及專業知識，仍然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效。
2004年4月21日 星期三
總結
總結以上三個口述歷史，我們可從三個層面作出簡單的討論。
從政治角度看，政府一面推行精英主義教育，一面擴大學額的舉動，實是想一面增加其認受性，一面為經濟發展提供人才，甚至運用行政吸納政治，增強其管治能力。
政府的精英教育制度，培養出香港學生的功利思想。學生對政府工的態度由七、八十年代的鄙視轉為九十年代的渴求。
此外，在九十年代，受著香港回歸的政治因素影響，不少精英學生出國留學，使學生質素下降。
另外，政府透過縮減撥款強迫大學改制。表面上給大學自主自決，實際上，是一個霸權的彰顯。
從經濟上看，上述三個故事正順序地道出香港的經濟發展，自七十年代的工業到八十年代的製造業，至九十年代的服務業。此外，從三個年代學生的就業情況便可清楚看到九十年代開始出現「大學生搵工困難」的景象。事實上，數十年來，香港大學生的供應，都是依循著資本家的塑求。
此外，除著學額擴大，學生資助的平均金額已大大減少，不少學生要做兼職以幫補生活費。
上述三個故事的學生運動發展正順序地道出香港的社會變遷。先是七十火紅年代，之後是八十年代的回歸談判，至九十年代，隨著六四事件的結束，香港學運沉寂。
此外，上述故事充分體現社會人士對代大學生的態度，大學生由為人崇敬轉移為人質疑。
從三個故事中亦可看出傳統擴大式家庭走向核心式家庭之路。而在阿倫故事中，充份表露了傳統家庭重男輕女的思想。
教育方面，除著管理主義興起及資源縮減，教學模式已漸漸改變。教育上升，但學生的治學及自學態度不斷下降。
總結
不論如何，今天的大學生已經不是天之驕子。在數量方面，大學學額由八十年代的2%增加至現在的18%。學額大幅上升，學生質素相對參差，致使大學收生變得主動，務求收取高質素的學生。
在資源方面，大學學額擴大，資源相對緊絀，致使政府強迫大學統一改為三年制。大學一面節省資源，強調管理主義、績效主義，要教師分擔行政事務，另一方面，又為了爭取資源，要教師多在學報發表論文。這樣加重教師的工作負擔，教學質素相對下降。
而大學四改三，使大學課程變得緊迫，學生工作時間相對增加，埋沒了全人教育的發展。加上經濟轉營，學生就業出現困難，學生們於是只著重於增強自己的市場競爭力，視野亦因而變得狹隘，一切講求速效，使大學生傳統的自學態度和認真的治學態度偏廢。
而另一方面，政府長期的教育方針，乃欲培養一批不懂獨立思考，只擅市場競爭的社會精英。政府視他們如經濟或統治工具，利用他們建構經濟及增加認受性。政府的重商主義混於教育政策之一，使大學生的學風、素質逐漸下降。
本研究的三個故事剛好刻畫出三個年代不同的政經、社會及教育現象，亦正好自出而下地表現出三個年代的政經及社會變遷對現今教育的影響。
從政治角度看，政府一面推行精英主義教育，一面擴大學額的舉動，實是想一面增加其認受性，一面為經濟發展提供人才，甚至運用行政吸納政治，增強其管治能力。
政府的精英教育制度，培養出香港學生的功利思想。學生對政府工的態度由七、八十年代的鄙視轉為九十年代的渴求。
此外，在九十年代，受著香港回歸的政治因素影響，不少精英學生出國留學，使學生質素下降。
另外，政府透過縮減撥款強迫大學改制。表面上給大學自主自決，實際上，是一個霸權的彰顯。
從經濟上看，上述三個故事正順序地道出香港的經濟發展，自七十年代的工業到八十年代的製造業，至九十年代的服務業。此外，從三個年代學生的就業情況便可清楚看到九十年代開始出現「大學生搵工困難」的景象。事實上，數十年來，香港大學生的供應，都是依循著資本家的塑求。
此外，除著學額擴大，學生資助的平均金額已大大減少，不少學生要做兼職以幫補生活費。
上述三個故事的學生運動發展正順序地道出香港的社會變遷。先是七十火紅年代，之後是八十年代的回歸談判，至九十年代，隨著六四事件的結束，香港學運沉寂。
此外，上述故事充分體現社會人士對代大學生的態度，大學生由為人崇敬轉移為人質疑。
從三個故事中亦可看出傳統擴大式家庭走向核心式家庭之路。而在阿倫故事中，充份表露了傳統家庭重男輕女的思想。
教育方面，除著管理主義興起及資源縮減，教學模式已漸漸改變。教育上升，但學生的治學及自學態度不斷下降。
總結
不論如何，今天的大學生已經不是天之驕子。在數量方面，大學學額由八十年代的2%增加至現在的18%。學額大幅上升，學生質素相對參差，致使大學收生變得主動，務求收取高質素的學生。
在資源方面，大學學額擴大，資源相對緊絀，致使政府強迫大學統一改為三年制。大學一面節省資源，強調管理主義、績效主義，要教師分擔行政事務，另一方面，又為了爭取資源，要教師多在學報發表論文。這樣加重教師的工作負擔，教學質素相對下降。
而大學四改三，使大學課程變得緊迫，學生工作時間相對增加，埋沒了全人教育的發展。加上經濟轉營，學生就業出現困難，學生們於是只著重於增強自己的市場競爭力，視野亦因而變得狹隘，一切講求速效，使大學生傳統的自學態度和認真的治學態度偏廢。
而另一方面，政府長期的教育方針，乃欲培養一批不懂獨立思考，只擅市場競爭的社會精英。政府視他們如經濟或統治工具，利用他們建構經濟及增加認受性。政府的重商主義混於教育政策之一，使大學生的學風、素質逐漸下降。
本研究的三個故事剛好刻畫出三個年代不同的政經、社會及教育現象，亦正好自出而下地表現出三個年代的政經及社會變遷對現今教育的影響。
九十年代社會及教育大轉變
「未畢業有幾份工係傳奇！」─九十年代社會及教育大轉變
亞倫現為大學講師，於一九九二至九五年間在香港大學修讀經濟學課程。他出身於草根家庭，家裡有父、母及姊姊，是一個核心式家庭。
為挑戰難度而選文科
阿倫的中學時代，就讀於聖保羅男校。中四的時候，阿倫力排眾議，選讀當時不為人所看重的文科。「點解揀文科？因為文科難囉！我鍾意向難度挑戰。讀理科相對較易，因為理科唔駛Training，淨係做實驗。相反，文科要Training，讀歷史要浸。雖然我對Science都有興趣平時都有睇Science既書，但我唔鍾意Experimental Science。其實，當時啲老師都勸我讀理科，佢地覺得我又唔係唔讀得，點解要揀文科來讀？當時啲人覺得文科既思為方式好難頂。甚至有老師Advise我話理科有具體既技術，有用。但係我都係揀文科。」可是，阿倫現在已改變這個想法，覺得文科比理科易。
補習與兼職
亞倫自言在中學時期沒人找補習老師，但他卻因好奇而參加補習班。「當時好流行補習班，想睇下佢地攪乜，中四、五咪去過一次英文補習班囉。果個施Sir成日響度寸啲名校生。」
亞倫沒有找補習老師，卻成為了別人的補習老師。他於讀預科時以兼職補習，幫補生活費，至讀大學時，仍有為人補習。
高考的準備
「我考A-level之前，都係做下Past Paper咁啦，我就冇『勁操』試題，我當時好懶，冇乜點溫，我啲同學就有『勁操』。」
談及高考時的心情，亞倫自然壓力不大。「我又冇乜壓力喎，好自然，讀大學好似班咁，好似中一升中二咁。我冇諗過讀唔到大學，亦唔會Plan自己點樣去升大學。我啲同學都係咁，可能係因為我地間中學唔差，大家都冇特別去諗啦。加上我對大學又冇乜Fantasy，又唔覺得係啲乜野既神秘、高級既地方。其實升唔升到晌平時讀書果陣都知啦，除非失手啦。」
「當時屋企都冇俾壓力我，我生長晌一個傳統既中國人家庭，男仔可以讀到書就得。佢地﹝父母﹞只睇成績，從來都唔過問我啲野。反而我家姐就有壓力，怕讀唔到唔俾佢讀，迫佢出來做野，認為女仔唔使讀咁多書。」
第一屆聯招
亞倫經歷第一屆大專聯合招生。「當時第一年Jupas，競爭一啲都唔激烈，收得好低，佢係用Conditional Offer，即係佢考之前就俾張Form你，你晌張Form度每間院校都揀幾科，咁根據係會考成績俾offer你，個Offer會要求你晌A-level度達到一啲成績，只要你Meet到個Condition就可以入U。」
「當時睇會考成績睇得好重，我當時既首選係出國讀書，但我會考成績唔係咁好，得四條A，俾起拿Scholarship既人已經係差，可能係因為咁，我拿唔到Scholarship去外國讀書。」亞倫仍對未能出國留學悔恨不已。
而當時大學在收生方面亦較以往主動。「果陣時開始收生主動啦，個競爭氣氛都開始出現，尤其是HKU同CU簡直爭得好犀利，CU暫取生制度，UST偷步等等。總之一到聯招就好多傳言出來。」
讀經濟是源於亞倫的理想。「主要係興趣，其次係一啲唔知從何而來既理想，我覺得經濟對一個社會好重要，決定左好多野，覺得自己想對社會有Distribution。當時九二年東歐國家有好多改革，有好多故事，我好鍾睇。例如有個匈牙利人晌美國讀PhD，讀到一半就為建設祖國而回國，呢啲故事對我有好大影響。」
「我唔喜歡中大，對果度有啲歧視，Emotionally我係唔鍾意。當時我有兩個考慮，一係UST Economics或者HKU Economics，UST個Course應該幾好，佢同UCLA合辦，但始終太新，冇乜信心。而我亦好鍾意HKU的傳統，所以揀左HKU。」亞倫選擇了港大，聯招亦派了亞倫進入港大。
學費與學業
亞倫說一般男校的文科生成績較差，很多男生未能入讀大學，他們有些人選擇重讀，有些人選擇求職。
此外，亞倫入讀港大後仍然有兼職補習，主要原因是為了幫補學貴。「當時學貴開始加費，二萬四千蚊一年，Grant Loan又唔足夠我既生活費同學費，但係有屋企人俾，同埋兼職來Cover囉。」而當時大部份學生的兼職都是補習。「當時補習風氣都幾盛架，有啲同學為左做兼職走堂，但係問題唔嚴重，個個都有幾份補習，越新入來就越多補習。」
亞倫說功課壓力不大。「當時一年讀八科，三年二十四科，好少Presentation,,但係要求學生多啲參與，多啲討論，同做Paper Summary。咁當時workload唔多，一年先寫四篇Paper，每科大概一至兩篇。」可能因為功課壓力不大，亞倫走堂成性。「我基本上走晒堂，有時去睇書，有時候訓覺，有時候做自己野。我當時想，上堂我不如自己睇書，我有心機讀既時候，自己讀仲好啲。不過我完全唔緊自己成績，測驗都試過唔記得左去。我唔係一個典型既大學生，我獨斷獨行，唔理後果，我覺得唔使上堂都會讀得好好，我又有好多野想做，想晌度有Achievement，所以我唔太緊我既成績。」
校園生活
港大的宿舍精神一直吸引著阿倫。「HKU的Hall係有好強既性格，特別要求好重既Commitment，有好多唔同既制度同儀式Achieve到呢樣野。你要go through佢既儀式至可以成為一份子。佢地會用好多唔同既方式去對付Deviance，例如羞辱佢。通過呢啲方式令佢地接受文化。」然而，阿倫沒有住宿舍，卻把大部份時間放在學生報《學苑》上。
「我冇住宿舍，不過我住學苑Soc房。好大間架，可以五、六個人一齊訓。我地以前就晌果度一齊傾出版、時事，同埋Hall既文化。我唔想俾我阿媽知我晌出面攪野唔返屋企訓，所以我呃佢話出來租左間屋住。」亞倫在大學一年級時，是港大學生報《學院》的一份子，因為他在中學時候已認識這本雜誌，而且對自己的寫作有期望，所以他才參加學院。
「就算落左莊，我都晌果度幫手，晌果度訓。我之後經常寫大字報，我揀Issue來做，但未必係Social Issue，都有個人既Reflection架。仲有有關申辦奧運、人生意義、何為快樂等Topic，當時冇一套完整既觀念想展現出來，好散，但好過癮。」亞倫又說當時已處於「學運已死」的階段，很少學生參與學生運動。
搵工冇乜困難
「我果陣搵工冇乜因難，我考左個公務員試，畢業果陣政府打俾我叫我番工。當時啲人覺得公務員係一個好既職業，覺得穩定、高薪，所以當時好多人考公務員，但我考係因為啲人話個試好難，咁真係好難。」亞倫畢業後加入政府部門──工業及貿易署，薪金有一萬七千元。
雖然找工作不困難，然而市場反應已大不如前。「我地果陣時如果未畢業就有幾份工等住你，咁呢個一定係『傳奇』，唔係冇，不過好少。而且，果陣讀果科都做唔翻果科。果陣政府開始擴張研究生學額，我啲師弟妹就話搵唔到工就讀上去。」
教學模式的轉變
亞倫是大學講師，談及九十年代跟現今教學模式的不同，他有一番見解。「以前強調既係一啲Academic式既Training，點樣對一篇文章既理解，綜合幾篇文章比較佢地。依家係強調搵資料，對一個問題既理解。各有好處。」
然而，亞倫認為教學模式的改變是有其原因的。「第一係個社會要求既野清晰左，要近啲做野既方式，要搵個問題出來解決佢，搵資料整理佢。另一個係一個Problem-based既Learning，Problem-based既意思係以解決問題為中心，培養理解及解決問題既能力。第三係一個Individual既原因，我覺得呢種方法可容許Tutor做少啲野，佢地可以乜都唔做，聽完你Presentation後俾一啲Comment你。」
談及學生的質素，亞倫說：「有人話大學生一代不如一代其實個分別應該晌我果代同上一代度。In general，我唔係好強感到我果代同依家有很大分別。我諗個原因Part of係依家大學生Training唔同，例如Presentation，Interaction，一啲新既發展。我果代既語文能力問題都好大，加上有移民問題，好多好既學生都走晒。同埋個Population大左，以前係2%，我果代係12%，到依家係18%。」
後記
阿倫是這個研究的最後一個受訪者，亦是年紀最輕的一個受訪者。很明顯，阿倫讀大學時所遇到的社會環境及其身處的學習環境，與顥哥和華仔大相逕庭。大學生在找工作上開始遇到困難，而學生運動到了這一代亦沉寂起來。
亞倫現為大學講師，於一九九二至九五年間在香港大學修讀經濟學課程。他出身於草根家庭，家裡有父、母及姊姊，是一個核心式家庭。
為挑戰難度而選文科
阿倫的中學時代，就讀於聖保羅男校。中四的時候，阿倫力排眾議，選讀當時不為人所看重的文科。「點解揀文科？因為文科難囉！我鍾意向難度挑戰。讀理科相對較易，因為理科唔駛Training，淨係做實驗。相反，文科要Training，讀歷史要浸。雖然我對Science都有興趣平時都有睇Science既書，但我唔鍾意Experimental Science。其實，當時啲老師都勸我讀理科，佢地覺得我又唔係唔讀得，點解要揀文科來讀？當時啲人覺得文科既思為方式好難頂。甚至有老師Advise我話理科有具體既技術，有用。但係我都係揀文科。」可是，阿倫現在已改變這個想法，覺得文科比理科易。
補習與兼職
亞倫自言在中學時期沒人找補習老師，但他卻因好奇而參加補習班。「當時好流行補習班，想睇下佢地攪乜，中四、五咪去過一次英文補習班囉。果個施Sir成日響度寸啲名校生。」
亞倫沒有找補習老師，卻成為了別人的補習老師。他於讀預科時以兼職補習，幫補生活費，至讀大學時，仍有為人補習。
高考的準備
「我考A-level之前，都係做下Past Paper咁啦，我就冇『勁操』試題，我當時好懶，冇乜點溫，我啲同學就有『勁操』。」
談及高考時的心情，亞倫自然壓力不大。「我又冇乜壓力喎，好自然，讀大學好似班咁，好似中一升中二咁。我冇諗過讀唔到大學，亦唔會Plan自己點樣去升大學。我啲同學都係咁，可能係因為我地間中學唔差，大家都冇特別去諗啦。加上我對大學又冇乜Fantasy，又唔覺得係啲乜野既神秘、高級既地方。其實升唔升到晌平時讀書果陣都知啦，除非失手啦。」
「當時屋企都冇俾壓力我，我生長晌一個傳統既中國人家庭，男仔可以讀到書就得。佢地﹝父母﹞只睇成績，從來都唔過問我啲野。反而我家姐就有壓力，怕讀唔到唔俾佢讀，迫佢出來做野，認為女仔唔使讀咁多書。」
第一屆聯招
亞倫經歷第一屆大專聯合招生。「當時第一年Jupas，競爭一啲都唔激烈，收得好低，佢係用Conditional Offer，即係佢考之前就俾張Form你，你晌張Form度每間院校都揀幾科，咁根據係會考成績俾offer你，個Offer會要求你晌A-level度達到一啲成績，只要你Meet到個Condition就可以入U。」
「當時睇會考成績睇得好重，我當時既首選係出國讀書，但我會考成績唔係咁好，得四條A，俾起拿Scholarship既人已經係差，可能係因為咁，我拿唔到Scholarship去外國讀書。」亞倫仍對未能出國留學悔恨不已。
而當時大學在收生方面亦較以往主動。「果陣時開始收生主動啦，個競爭氣氛都開始出現，尤其是HKU同CU簡直爭得好犀利，CU暫取生制度，UST偷步等等。總之一到聯招就好多傳言出來。」
讀經濟是源於亞倫的理想。「主要係興趣，其次係一啲唔知從何而來既理想，我覺得經濟對一個社會好重要，決定左好多野，覺得自己想對社會有Distribution。當時九二年東歐國家有好多改革，有好多故事，我好鍾睇。例如有個匈牙利人晌美國讀PhD，讀到一半就為建設祖國而回國，呢啲故事對我有好大影響。」
「我唔喜歡中大，對果度有啲歧視，Emotionally我係唔鍾意。當時我有兩個考慮，一係UST Economics或者HKU Economics，UST個Course應該幾好，佢同UCLA合辦，但始終太新，冇乜信心。而我亦好鍾意HKU的傳統，所以揀左HKU。」亞倫選擇了港大，聯招亦派了亞倫進入港大。
學費與學業
亞倫說一般男校的文科生成績較差，很多男生未能入讀大學，他們有些人選擇重讀，有些人選擇求職。
此外，亞倫入讀港大後仍然有兼職補習，主要原因是為了幫補學貴。「當時學貴開始加費，二萬四千蚊一年，Grant Loan又唔足夠我既生活費同學費，但係有屋企人俾，同埋兼職來Cover囉。」而當時大部份學生的兼職都是補習。「當時補習風氣都幾盛架，有啲同學為左做兼職走堂，但係問題唔嚴重，個個都有幾份補習，越新入來就越多補習。」
亞倫說功課壓力不大。「當時一年讀八科，三年二十四科，好少Presentation,,但係要求學生多啲參與，多啲討論，同做Paper Summary。咁當時workload唔多，一年先寫四篇Paper，每科大概一至兩篇。」可能因為功課壓力不大，亞倫走堂成性。「我基本上走晒堂，有時去睇書，有時候訓覺，有時候做自己野。我當時想，上堂我不如自己睇書，我有心機讀既時候，自己讀仲好啲。不過我完全唔緊自己成績，測驗都試過唔記得左去。我唔係一個典型既大學生，我獨斷獨行，唔理後果，我覺得唔使上堂都會讀得好好，我又有好多野想做，想晌度有Achievement，所以我唔太緊我既成績。」
校園生活
港大的宿舍精神一直吸引著阿倫。「HKU的Hall係有好強既性格，特別要求好重既Commitment，有好多唔同既制度同儀式Achieve到呢樣野。你要go through佢既儀式至可以成為一份子。佢地會用好多唔同既方式去對付Deviance，例如羞辱佢。通過呢啲方式令佢地接受文化。」然而，阿倫沒有住宿舍，卻把大部份時間放在學生報《學苑》上。
「我冇住宿舍，不過我住學苑Soc房。好大間架，可以五、六個人一齊訓。我地以前就晌果度一齊傾出版、時事，同埋Hall既文化。我唔想俾我阿媽知我晌出面攪野唔返屋企訓，所以我呃佢話出來租左間屋住。」亞倫在大學一年級時，是港大學生報《學院》的一份子，因為他在中學時候已認識這本雜誌，而且對自己的寫作有期望，所以他才參加學院。
「就算落左莊，我都晌果度幫手，晌果度訓。我之後經常寫大字報，我揀Issue來做，但未必係Social Issue，都有個人既Reflection架。仲有有關申辦奧運、人生意義、何為快樂等Topic，當時冇一套完整既觀念想展現出來，好散，但好過癮。」亞倫又說當時已處於「學運已死」的階段，很少學生參與學生運動。
搵工冇乜困難
「我果陣搵工冇乜因難，我考左個公務員試，畢業果陣政府打俾我叫我番工。當時啲人覺得公務員係一個好既職業，覺得穩定、高薪，所以當時好多人考公務員，但我考係因為啲人話個試好難，咁真係好難。」亞倫畢業後加入政府部門──工業及貿易署，薪金有一萬七千元。
雖然找工作不困難，然而市場反應已大不如前。「我地果陣時如果未畢業就有幾份工等住你，咁呢個一定係『傳奇』，唔係冇，不過好少。而且，果陣讀果科都做唔翻果科。果陣政府開始擴張研究生學額，我啲師弟妹就話搵唔到工就讀上去。」
教學模式的轉變
亞倫是大學講師，談及九十年代跟現今教學模式的不同，他有一番見解。「以前強調既係一啲Academic式既Training，點樣對一篇文章既理解，綜合幾篇文章比較佢地。依家係強調搵資料，對一個問題既理解。各有好處。」
然而，亞倫認為教學模式的改變是有其原因的。「第一係個社會要求既野清晰左，要近啲做野既方式，要搵個問題出來解決佢，搵資料整理佢。另一個係一個Problem-based既Learning，Problem-based既意思係以解決問題為中心，培養理解及解決問題既能力。第三係一個Individual既原因，我覺得呢種方法可容許Tutor做少啲野，佢地可以乜都唔做，聽完你Presentation後俾一啲Comment你。」
談及學生的質素，亞倫說：「有人話大學生一代不如一代其實個分別應該晌我果代同上一代度。In general，我唔係好強感到我果代同依家有很大分別。我諗個原因Part of係依家大學生Training唔同，例如Presentation，Interaction，一啲新既發展。我果代既語文能力問題都好大，加上有移民問題，好多好既學生都走晒。同埋個Population大左，以前係2%，我果代係12%，到依家係18%。」
後記
阿倫是這個研究的最後一個受訪者，亦是年紀最輕的一個受訪者。很明顯，阿倫讀大學時所遇到的社會環境及其身處的學習環境，與顥哥和華仔大相逕庭。大學生在找工作上開始遇到困難，而學生運動到了這一代亦沉寂起來。
八十年代中大通識與士子風骨
「再揀一次，都係中大！」─八十年代中大通識與士子風骨
華仔現為大學助理教授，是一九八三至八四年度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的畢業生。他現今仍很懷念中大的校園生活。「到今時今日你要我再揀一次，我都係揀中大，當時既中大！」
叻仔讀理科
華仔的初、高中時期在自己稱為「飛仔學校」的模範英文中學度過。他中四、五時修讀理科，他說：「讀理科原因好簡單，個個老師都話叻仔至揀理科，咁咪讀囉！我又揀到。果陣時都冇諗過將來係點。」華仔就這樣在老師的影響下選擇修讀理科。及後，他發覺理科不適合自己，於是在預科時轉到九龍塘中學修讀文科。
預科學費自己負擔
華仔出身於草根家庭，居住在公共屋村，一家六口靠父母供養。為了減輕父母負擔，華仔從中六開始便靠為人補習來負擔自己的學費及書簿費。「當時住公屋啲人好少搵人補習，有都係幫下隔離屋，佢俾翻少少錢你。咁當時我有份補習，果個人住係尖沙咀啲私人樓到，幾有錢架。」就這樣，補習成為了華仔預科生涯的一部份。
「我當時既生活就係咁：放學之後就去圖書館度溫習做功課，之後去明愛Canteen食飯。食完搭巴士去同人補習，補完習返到屋企都十點幾，甚至有時去新蒲崗麗宮戲院到睇『二輪西片』，即係其他戲院落晒畫果啲西片。咁返到屋企都成十二點，我就開始做自己野，溫習呀，我習慣夜訓。」華仔這樣的生活方式到公開考試前夕仍然持續。
棄港大而取中大
「當時大學入學試未統一，預科有兩種收生法。讀A-level就預左考港大，讀兩年。咁文科就修三科，理科修三至四科。另外一種就係High Level，讀一年，係考中大既，起碼考五科，一定要全部及格。我預科果陣讀A-level，但係以自修生方式考High Level，因為課程唔同，要自己讀。除左英文之外，中文、Economics既內容﹝和A-level﹞都唔同，我基本上自己讀。咁又唔使喱埋讀，同啲熟既同學一齊讀，不過真係好花時間。」華仔雖然修讀高級程度會考課程，卻報考了高等程度會考。
及後，中大收了華仔。原本可以於一年後報考港大的華仔，卻選擇了當時被人稱為「次等大學」的中大。「我中六既成績好好，全班考第二。老師都叫我唔好入中大，話考HKU都有機。但係我考慮中大今年收左我，如果放棄，出年考港大有Uncertainty。咁有好多人叫我唔好讀中大，話係二等大學，我都好唔捨得啲同學仔，雖然有信心﹝入港大﹞，但係有個現成既Choice，我唔想搏囉。另外，我好鍾意中大的環境，比依家仲好，好多草地，好空曠。咁就係呢兩個原因，我選擇左中大。」
華仔說當時大學的收生好被動。「當時啲大學好高鬥，有乜野你自己搵料、睇Broad囉。」當時未有聯招，華仔入了中大後才選科。「咁我果陣拎住張成績單去中大交報名費，填表揀志願。有三個Choice你填，我第一係Social Work，第二係Journalism，第三係乜我都唔記得囉。」
華哥最後獲得派往修讀社會工作課程，原來他選社工的原因，某程度上是受著電視劇同中學時的遭遇所影響。「當時有套電視劇叫北斗星，劉松仁做既，一個憤世疾俗既青年，對社會好多不滿。我地好容易將自己對當時社會既不滿投射左上佢身上面囉！好認同佢做既野，覺得好好玩架，又好能夠表達自己既Idea on society。另外係中五果陣時讀理科，發覺自己既興趣唔晌果度，咁就叫阿爸拿錢買左部打字機，自己學簿記同打字，但後來對呢啲Skill興趣又唔大。第三係以前校風差，我小一至小三時好矮架，中五都唔夠五尺，所以成日俾人恰，我當時個心諗，我唔同佢地同流合污，甚至諗住幫翻佢地添。有時搭巴士經過九龍塘，聽到車上面啲阿伯指住啲學校話，呢度啲學校好好架，但係模範就最差，自己晌果度讀左十幾年，聽到呢啲說話，感覺好難受。」他又說：「不過果陣社工未專業化，一切都好朦，我只係想揀社工做職業，咪揀SW囉！」
有資助可以唔做兼職
「大學一年班果陣我有幫人補習，後來都唔補啦。因為住Hall好玩，錢又夠用啦，甚至到學期尾都仲有錢淨。」華仔謂當時的學生資助額很大。「大學果陣我借Grant Loan足夠我交學費啦，果陣學費好便宜架，中大果陣第一年一千九百蚊學費，宿費二千幾，全部夾埋係大概四千，Grant Loan已可Cover晒，更Cover到生活開支。」他又說：「我粗略記得Grant連Loan有成九千蚊，當時平均學費宿費大約三千蚊，仲有六千蚊，我地又冇咁多消費場所，其實夠啦。每一年既Grant and Loan都係More than學費加宿費。」
談及學生資助，他謂當時的申請手續很簡單。「果陣好簡單架，你自己填，填完張表就帶其中一個家長到政務處宣誓，打個印，遞個印俾職員，佢就批，唔使乜野入息審查。當時好鬆，富裕啲既同學都申請，當時係免息既，很多人都申請。依家啲學費貴，Grant Loan申請嚴，又Cover唔到，消費多左，啲學生搵兼職需求咪多左囉。」
雖然資助足夠，但當時仍有小部份人為兼職而走堂。「有﹝為兼職走堂﹞！但係唔多。佢地唯一既動機係儲錢去旅行。SW既同學都盡自己既責任，有宿舍，『較腳』理由都少啲。加上，當時火車仲未電氣化，由紅磡去大學都要一個鐘，所以啲人好少兼職。」
自發的通識教育
華仔認為當時大學的功課量和現在相近。「三個Credits既Subjects，上兩個鐘既堂，加一個Tutorial，或者三個鐘Lecture冇Tutorial。功課唔比依家少，同依家差唔多，有Term Paper，有考試，好多考試，每一科都有，真係要唸野記野架，咁就冇咁多Presentation，好少Presentation。晌數量上其實唔比依家少，而且做功課時暑比依家長。因為我地當時唔係人人都有電腦，亦唔易Book到位晌Computer Lab度做野，個Lab又細，所以我地當時每人都有部打字機，打字機做功課既效果你可想而知啦！」
華仔很喜歡中大一向注重通識教育的作風，而且他亦經常跟同學修讀其他學系的科目。「我第一年已經好通識，Compulsory要修政治、心理學、人類學。亦規定我地要收三個跨學院課程，咁我就修左一科Life Science，一科文學與現代社會同一科哲學入門。咁我地SW要修一百二十個Credits才可畢業，而學院俾我地最多收到一百七十個Credits。中大果陣仲係聯邦制，我地可以揀其他學院既科，咁另外果四十個Credits咪修埋啲『立雜』野囉！我收左過網球、普通話啦、粵曲啦、彈琵琶。有啲同學修哲學、土風舞呀咁。我地修呢啲科玩架咋，有乜所謂。『柴娃娃』一班同學走去收囉，玩既心態，不過會影響GPA係真既，要考試。」
「我地學期Maximum修廿一個Credits，我地好多修到廿一點五、廿二都有，用盡佢俾我地既學分，我地最少收十二，最多收廿一，任你決定，但係好少人修十二，多數修十九，我地通常收到廿一、廿二添。總之老師很簽，淨少少佢又唔理你，照俾你修到廿二。」
能夠於大學裡修讀不同類型的科目，華仔認為是當時中大四年制的好處。「依家大學啲問題就係受住三年既限制，布得郁架啦。我地果陣第一年，可是講係話全年GE﹝通識教育﹞，淨係社會科學院第一年既入門課程就有七科廿一個學分。另外三個跨學院課程，同中、英文，一共三十六分。依家冇一間大學可以做得到，呢啲係四改三既必然後果。」
校園生活與學生運動
華仔在中大四年也有入住宿舍，所以他留在中大的時間很長。談及校園生活時，他極為雀躍。「我果陣一星期有廿幾個鐘上堂，堂與堂之間就翻宿舍，或者去圖書館，我地好長時間晌圖書館，呢啲係當年大學生同依家大學生既唔同，晌圖書館裡搵書，搵一啲唔「啦間」既書來睇，咁有時會同同學攤晌草地上面吹水、唱歌，亦有時去Gym到打波。夜晚就翻Hall做Paper、睇書，間中會去Gym打羽毛球，到深夜就約定同學十點半出草地食糖水。」
「我地果陣Hall冇刻意既Hall Education。有社監，係負責維持秩序，有時攪下啲講座。宿生會有互助社，係攪福利既。其他時間係自己支配，Hall無刻意攪，不過我地可以用Hall既設施用得好盡，例如圖書館、Gym呀，好多機會用。」
華仔當時留在宿舍的時間很長，覺得宿舍可以讓他專心閱讀。「我地住Hall冇乜好做。你地依家會去唱K、食自助餐，但當時冇啲咁既野。我地晌宿舍住既好少翻屋企，我隔個禮拜翻，咁成日晌學校裡面，除左上堂、睇書、攤草地吹水，都冇乜野好做，咁真係睇書架咋！加上中大既閱讀風氣好，好過港大。」
四年的校園生活，華仔當然有參加過學生運動。「當時我上社工系既系會。咁果陣時唔係個個都咁有錢做套西裝來選莊。通常我地係就咁出下政綱，派宣傳單張，晌啲多人既地方到嗌，或者搵下啲班代表幫手宣傳。咁當時正值香港回歸既討論開始，又承接之前『認中關社』既傳統，加上入O’Camp果陣啲人好強調全港得兩個Percent係大學生，係知識份子，要對社會有承擔，所以當時既投票率好高，好易動員到人，就算啲人唔參與，態度上都表示支持。」
再談四改三
華仔認為中大四年制使他不論有讀書或在學生運動上，都有著全面的發展。而這個良好的制度，卻被政府的功利和短視所廢除。「四改三係錢既問題，香港政府睇教育睇得好功利，最緊要短時間、便宜、快、出到來識得做，唔好咁多獨立思考，下下話政府。呢啲係殖民政府當年既策略。」
「大學教育既最基本功能，就係訓練一批殖民地既精英。呢批人一出來，政府俾好多著數佢地，高官厚祿，咁佢地咪幫政府以華制華囉！當然有漏網之魚晌度攪攪震，但係多數係咁樣。晌金錢利誘底下，人性係好軟弱既。咁政府果種重商主義，重視大學既功利價值，培養一批人去滿足工商業既需要，提高競爭力。當然，我唔否定呢個目標。另外又有人話，大學要專門啲既訓練，咁呢啲都同中大果套唔同，中大要你學識博而深，要你舖一條自己發展專長既長遠路向，呢啲係美式大學同英式大學既分別。但係殖民地政府同特區政府就肯定Favor英國教育既價值啦。」華仔有點氣憤地道出他對政府教學方針的看法，他又說政府透過控制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的撥款來強迫所有大專院校就範，全部改為三年制。
繼續升學
四年過後，剛成為大學畢業生的華仔選擇繼續升學，到香港大學修讀社會工作碩士課程。「當時啲大學老師既教學水平好參差，有啲好差，當時唔駛寫文架，第一代果啲教育家、教員好容易做架，所以我想讀多啲書充實自己囉。咁讀完出來做個社工仔，我讀Master係為將來升職架。咁Year One實習對我既衝擊好大，當時我出木屋區，果度既生活環境好差，好多綠印者來港唔夠七年，房屋政策對佢地好唔公平，我當時好希望做呢方面既事，而且當時好少人接觸呢啲敏感議題，所以我就讀Master in Urban Studies。」
「當時Postgraduate既學位好少，而且學費又唔貴，又有Grant Loan，所以咪讀囉。不過其實當時升學既得三、四個，多數都去晒做野。因為當時想讀Postgraduate都好大壓力架。因為當時好多家長認為讀完中學就係一個階段既完結，佢地好少寄望子女入大學，特別係草根階層，呢啲係可遇不可求架。其他學院學費貴，冇乜人讀。你再讀Postgraduate，啲人覺得你比人讀多好多囉喎！仲讀！！呢種壓力係好清楚既。當時政府都無講咩野終身學習啦！」
就業與中大士子不做走狗的風骨
「當時社會有好清晰既需求，香港由工業轉為服務業，加上國內開放，工商管理同會計都好多人請。又正值社工專業化，好多同學未畢業已經有三、四份工晌手，很普遍啦。我地果陣，就業唔係一個議題，我地覺得好理所當然，好少人因為搵唔到工要人幫。」華仔謂當時學生沒有為找工作而煩惱，而且職業和就讀的科目都是有關的。「果陣係Booming Economy，基本上出來搵野做唔難，當然有啲做乜都得，好似文學、Pure Science咪去教書囉，咁Sociology、Philosophy果啲做乜都有。如果我果陣唔讀Master出來做野，都有四千幾蚊架，當時太古城康宜花園都係五百蚊一尺，可以買八尺囉。」
然而，華仔說當時的中大學生並不喜歡選擇現今被視為穩定的政府工。「由於果陣搵工唔難啦，加上中大的傳統思想影響，我地果陣唔鍾意做政府工架。覺得入去就好似做殖民地政府既走狗咁。果陣時有個同學激進啲，佢去社會署Interview，佢根本志不在社會署，當拿個Interview既經驗，就著果啲剪短晒既牛仔褲同埋一件背心去Interview。社會署覺得唔受尊重，就打電話去Department度投訴。我果陣都冇去社會署度Interview，因為果陣搵工易，我五月至考試，三月底已經有五份工晌手啦。」
大學生一年不如一年
談及現今的人說的「大學生一代不如一代」，華仔說他當時已流行這個說法。「我地果陣都有講啦，不過係四年級話三年級唔掂，三年級話二年級唔掂一路話落去。其實，依家既大學生既生活領域同以前唔同，不應該同以前比較。如果真係要比較，就係閱讀氣氛比較弱。例如我地當時做Paper，比個題目你就自己搵書做，依家閱讀風氣差，就連邊本書好都話埋俾你知。咁自我學習能力，要晌短時間內達到效果，老師學生又要兼顧好多野，令自學能力下降。其實，讀大學係要學識自學，讀過乜唔重要，最重要係學識自己解決問題既過程。呢個係同以前既學生有好大分別。」
雖然不斷有人覺得現今大學生不及以前，而華仔卻認為現在的教學質素比以前好。「從教育質素睇，今時今日係有進步啦。以前啲老師用幾年都係果疊Notes，當時電腦唔普及，改Notes困難，有啲上堂仲亂嗡添，從頭到尾晌度講自己既事業發蹟史。大學質素最好應該係九十年代初，當時教書既人真係好有心機教書，又冇咁多行政、研究，抽左時間去，雖然依家多左好多，但係質素點都比以前好。」
後記
大學學額由七十年代至今不斷提升，華仔說：「學額年年有提升，八九年最犀利，因為六四，好多人走，衛奕信又提出提升學額至十八Percent。」華仔覺得學額的增大與大學營運的改變埋沒了大學的重要完素。「整個大學既營運方式唔同，學生來源複雜，使大學既重要完素，八十年代初我地好重視既完素偏廢左，我覺得好可惜囉！」
一向覺得學額擴大才使自己有機會走過大學門檻的我，聽到這裡，便不停地想自己是否使大學重要完素偏廢的幫兇呢。
這次訪問，華仔給我一個很正義的印象，畢竟是參加過學生運動，對社會有承擔。此外，他不太理會自己的平均分，而用盡自己的學分去修讀不同的科目。這種學生現在已很難找到，我很是佩服。
華仔現為大學助理教授，是一九八三至八四年度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的畢業生。他現今仍很懷念中大的校園生活。「到今時今日你要我再揀一次，我都係揀中大，當時既中大！」
叻仔讀理科
華仔的初、高中時期在自己稱為「飛仔學校」的模範英文中學度過。他中四、五時修讀理科，他說：「讀理科原因好簡單，個個老師都話叻仔至揀理科，咁咪讀囉！我又揀到。果陣時都冇諗過將來係點。」華仔就這樣在老師的影響下選擇修讀理科。及後，他發覺理科不適合自己，於是在預科時轉到九龍塘中學修讀文科。
預科學費自己負擔
華仔出身於草根家庭，居住在公共屋村，一家六口靠父母供養。為了減輕父母負擔，華仔從中六開始便靠為人補習來負擔自己的學費及書簿費。「當時住公屋啲人好少搵人補習，有都係幫下隔離屋，佢俾翻少少錢你。咁當時我有份補習，果個人住係尖沙咀啲私人樓到，幾有錢架。」就這樣，補習成為了華仔預科生涯的一部份。
「我當時既生活就係咁：放學之後就去圖書館度溫習做功課，之後去明愛Canteen食飯。食完搭巴士去同人補習，補完習返到屋企都十點幾，甚至有時去新蒲崗麗宮戲院到睇『二輪西片』，即係其他戲院落晒畫果啲西片。咁返到屋企都成十二點，我就開始做自己野，溫習呀，我習慣夜訓。」華仔這樣的生活方式到公開考試前夕仍然持續。
棄港大而取中大
「當時大學入學試未統一，預科有兩種收生法。讀A-level就預左考港大，讀兩年。咁文科就修三科，理科修三至四科。另外一種就係High Level，讀一年，係考中大既，起碼考五科，一定要全部及格。我預科果陣讀A-level，但係以自修生方式考High Level，因為課程唔同，要自己讀。除左英文之外，中文、Economics既內容﹝和A-level﹞都唔同，我基本上自己讀。咁又唔使喱埋讀，同啲熟既同學一齊讀，不過真係好花時間。」華仔雖然修讀高級程度會考課程，卻報考了高等程度會考。
及後，中大收了華仔。原本可以於一年後報考港大的華仔，卻選擇了當時被人稱為「次等大學」的中大。「我中六既成績好好，全班考第二。老師都叫我唔好入中大，話考HKU都有機。但係我考慮中大今年收左我，如果放棄，出年考港大有Uncertainty。咁有好多人叫我唔好讀中大，話係二等大學，我都好唔捨得啲同學仔，雖然有信心﹝入港大﹞，但係有個現成既Choice，我唔想搏囉。另外，我好鍾意中大的環境，比依家仲好，好多草地，好空曠。咁就係呢兩個原因，我選擇左中大。」
華仔說當時大學的收生好被動。「當時啲大學好高鬥，有乜野你自己搵料、睇Broad囉。」當時未有聯招，華仔入了中大後才選科。「咁我果陣拎住張成績單去中大交報名費，填表揀志願。有三個Choice你填，我第一係Social Work，第二係Journalism，第三係乜我都唔記得囉。」
華哥最後獲得派往修讀社會工作課程，原來他選社工的原因，某程度上是受著電視劇同中學時的遭遇所影響。「當時有套電視劇叫北斗星，劉松仁做既，一個憤世疾俗既青年，對社會好多不滿。我地好容易將自己對當時社會既不滿投射左上佢身上面囉！好認同佢做既野，覺得好好玩架，又好能夠表達自己既Idea on society。另外係中五果陣時讀理科，發覺自己既興趣唔晌果度，咁就叫阿爸拿錢買左部打字機，自己學簿記同打字，但後來對呢啲Skill興趣又唔大。第三係以前校風差，我小一至小三時好矮架，中五都唔夠五尺，所以成日俾人恰，我當時個心諗，我唔同佢地同流合污，甚至諗住幫翻佢地添。有時搭巴士經過九龍塘，聽到車上面啲阿伯指住啲學校話，呢度啲學校好好架，但係模範就最差，自己晌果度讀左十幾年，聽到呢啲說話，感覺好難受。」他又說：「不過果陣社工未專業化，一切都好朦，我只係想揀社工做職業，咪揀SW囉！」
有資助可以唔做兼職
「大學一年班果陣我有幫人補習，後來都唔補啦。因為住Hall好玩，錢又夠用啦，甚至到學期尾都仲有錢淨。」華仔謂當時的學生資助額很大。「大學果陣我借Grant Loan足夠我交學費啦，果陣學費好便宜架，中大果陣第一年一千九百蚊學費，宿費二千幾，全部夾埋係大概四千，Grant Loan已可Cover晒，更Cover到生活開支。」他又說：「我粗略記得Grant連Loan有成九千蚊，當時平均學費宿費大約三千蚊，仲有六千蚊，我地又冇咁多消費場所，其實夠啦。每一年既Grant and Loan都係More than學費加宿費。」
談及學生資助，他謂當時的申請手續很簡單。「果陣好簡單架，你自己填，填完張表就帶其中一個家長到政務處宣誓，打個印，遞個印俾職員，佢就批，唔使乜野入息審查。當時好鬆，富裕啲既同學都申請，當時係免息既，很多人都申請。依家啲學費貴，Grant Loan申請嚴，又Cover唔到，消費多左，啲學生搵兼職需求咪多左囉。」
雖然資助足夠，但當時仍有小部份人為兼職而走堂。「有﹝為兼職走堂﹞！但係唔多。佢地唯一既動機係儲錢去旅行。SW既同學都盡自己既責任，有宿舍，『較腳』理由都少啲。加上，當時火車仲未電氣化，由紅磡去大學都要一個鐘，所以啲人好少兼職。」
自發的通識教育
華仔認為當時大學的功課量和現在相近。「三個Credits既Subjects，上兩個鐘既堂，加一個Tutorial，或者三個鐘Lecture冇Tutorial。功課唔比依家少，同依家差唔多，有Term Paper，有考試，好多考試，每一科都有，真係要唸野記野架，咁就冇咁多Presentation，好少Presentation。晌數量上其實唔比依家少，而且做功課時暑比依家長。因為我地當時唔係人人都有電腦，亦唔易Book到位晌Computer Lab度做野，個Lab又細，所以我地當時每人都有部打字機，打字機做功課既效果你可想而知啦！」
華仔很喜歡中大一向注重通識教育的作風，而且他亦經常跟同學修讀其他學系的科目。「我第一年已經好通識，Compulsory要修政治、心理學、人類學。亦規定我地要收三個跨學院課程，咁我就修左一科Life Science，一科文學與現代社會同一科哲學入門。咁我地SW要修一百二十個Credits才可畢業，而學院俾我地最多收到一百七十個Credits。中大果陣仲係聯邦制，我地可以揀其他學院既科，咁另外果四十個Credits咪修埋啲『立雜』野囉！我收左過網球、普通話啦、粵曲啦、彈琵琶。有啲同學修哲學、土風舞呀咁。我地修呢啲科玩架咋，有乜所謂。『柴娃娃』一班同學走去收囉，玩既心態，不過會影響GPA係真既，要考試。」
「我地學期Maximum修廿一個Credits，我地好多修到廿一點五、廿二都有，用盡佢俾我地既學分，我地最少收十二，最多收廿一，任你決定，但係好少人修十二，多數修十九，我地通常收到廿一、廿二添。總之老師很簽，淨少少佢又唔理你，照俾你修到廿二。」
能夠於大學裡修讀不同類型的科目，華仔認為是當時中大四年制的好處。「依家大學啲問題就係受住三年既限制，布得郁架啦。我地果陣第一年，可是講係話全年GE﹝通識教育﹞，淨係社會科學院第一年既入門課程就有七科廿一個學分。另外三個跨學院課程，同中、英文，一共三十六分。依家冇一間大學可以做得到，呢啲係四改三既必然後果。」
校園生活與學生運動
華仔在中大四年也有入住宿舍，所以他留在中大的時間很長。談及校園生活時，他極為雀躍。「我果陣一星期有廿幾個鐘上堂，堂與堂之間就翻宿舍，或者去圖書館，我地好長時間晌圖書館，呢啲係當年大學生同依家大學生既唔同，晌圖書館裡搵書，搵一啲唔「啦間」既書來睇，咁有時會同同學攤晌草地上面吹水、唱歌，亦有時去Gym到打波。夜晚就翻Hall做Paper、睇書，間中會去Gym打羽毛球，到深夜就約定同學十點半出草地食糖水。」
「我地果陣Hall冇刻意既Hall Education。有社監，係負責維持秩序，有時攪下啲講座。宿生會有互助社，係攪福利既。其他時間係自己支配，Hall無刻意攪，不過我地可以用Hall既設施用得好盡，例如圖書館、Gym呀，好多機會用。」
華仔當時留在宿舍的時間很長，覺得宿舍可以讓他專心閱讀。「我地住Hall冇乜好做。你地依家會去唱K、食自助餐，但當時冇啲咁既野。我地晌宿舍住既好少翻屋企，我隔個禮拜翻，咁成日晌學校裡面，除左上堂、睇書、攤草地吹水，都冇乜野好做，咁真係睇書架咋！加上中大既閱讀風氣好，好過港大。」
四年的校園生活，華仔當然有參加過學生運動。「當時我上社工系既系會。咁果陣時唔係個個都咁有錢做套西裝來選莊。通常我地係就咁出下政綱，派宣傳單張，晌啲多人既地方到嗌，或者搵下啲班代表幫手宣傳。咁當時正值香港回歸既討論開始，又承接之前『認中關社』既傳統，加上入O’Camp果陣啲人好強調全港得兩個Percent係大學生，係知識份子，要對社會有承擔，所以當時既投票率好高，好易動員到人，就算啲人唔參與，態度上都表示支持。」
再談四改三
華仔認為中大四年制使他不論有讀書或在學生運動上，都有著全面的發展。而這個良好的制度，卻被政府的功利和短視所廢除。「四改三係錢既問題，香港政府睇教育睇得好功利，最緊要短時間、便宜、快、出到來識得做，唔好咁多獨立思考，下下話政府。呢啲係殖民政府當年既策略。」
「大學教育既最基本功能，就係訓練一批殖民地既精英。呢批人一出來，政府俾好多著數佢地，高官厚祿，咁佢地咪幫政府以華制華囉！當然有漏網之魚晌度攪攪震，但係多數係咁樣。晌金錢利誘底下，人性係好軟弱既。咁政府果種重商主義，重視大學既功利價值，培養一批人去滿足工商業既需要，提高競爭力。當然，我唔否定呢個目標。另外又有人話，大學要專門啲既訓練，咁呢啲都同中大果套唔同，中大要你學識博而深，要你舖一條自己發展專長既長遠路向，呢啲係美式大學同英式大學既分別。但係殖民地政府同特區政府就肯定Favor英國教育既價值啦。」華仔有點氣憤地道出他對政府教學方針的看法，他又說政府透過控制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的撥款來強迫所有大專院校就範，全部改為三年制。
繼續升學
四年過後，剛成為大學畢業生的華仔選擇繼續升學，到香港大學修讀社會工作碩士課程。「當時啲大學老師既教學水平好參差，有啲好差，當時唔駛寫文架，第一代果啲教育家、教員好容易做架，所以我想讀多啲書充實自己囉。咁讀完出來做個社工仔，我讀Master係為將來升職架。咁Year One實習對我既衝擊好大，當時我出木屋區，果度既生活環境好差，好多綠印者來港唔夠七年，房屋政策對佢地好唔公平，我當時好希望做呢方面既事，而且當時好少人接觸呢啲敏感議題，所以我就讀Master in Urban Studies。」
「當時Postgraduate既學位好少，而且學費又唔貴，又有Grant Loan，所以咪讀囉。不過其實當時升學既得三、四個，多數都去晒做野。因為當時想讀Postgraduate都好大壓力架。因為當時好多家長認為讀完中學就係一個階段既完結，佢地好少寄望子女入大學，特別係草根階層，呢啲係可遇不可求架。其他學院學費貴，冇乜人讀。你再讀Postgraduate，啲人覺得你比人讀多好多囉喎！仲讀！！呢種壓力係好清楚既。當時政府都無講咩野終身學習啦！」
就業與中大士子不做走狗的風骨
「當時社會有好清晰既需求，香港由工業轉為服務業，加上國內開放，工商管理同會計都好多人請。又正值社工專業化，好多同學未畢業已經有三、四份工晌手，很普遍啦。我地果陣，就業唔係一個議題，我地覺得好理所當然，好少人因為搵唔到工要人幫。」華仔謂當時學生沒有為找工作而煩惱，而且職業和就讀的科目都是有關的。「果陣係Booming Economy，基本上出來搵野做唔難，當然有啲做乜都得，好似文學、Pure Science咪去教書囉，咁Sociology、Philosophy果啲做乜都有。如果我果陣唔讀Master出來做野，都有四千幾蚊架，當時太古城康宜花園都係五百蚊一尺，可以買八尺囉。」
然而，華仔說當時的中大學生並不喜歡選擇現今被視為穩定的政府工。「由於果陣搵工唔難啦，加上中大的傳統思想影響，我地果陣唔鍾意做政府工架。覺得入去就好似做殖民地政府既走狗咁。果陣時有個同學激進啲，佢去社會署Interview，佢根本志不在社會署，當拿個Interview既經驗，就著果啲剪短晒既牛仔褲同埋一件背心去Interview。社會署覺得唔受尊重，就打電話去Department度投訴。我果陣都冇去社會署度Interview，因為果陣搵工易，我五月至考試，三月底已經有五份工晌手啦。」
大學生一年不如一年
談及現今的人說的「大學生一代不如一代」，華仔說他當時已流行這個說法。「我地果陣都有講啦，不過係四年級話三年級唔掂，三年級話二年級唔掂一路話落去。其實，依家既大學生既生活領域同以前唔同，不應該同以前比較。如果真係要比較，就係閱讀氣氛比較弱。例如我地當時做Paper，比個題目你就自己搵書做，依家閱讀風氣差，就連邊本書好都話埋俾你知。咁自我學習能力，要晌短時間內達到效果，老師學生又要兼顧好多野，令自學能力下降。其實，讀大學係要學識自學，讀過乜唔重要，最重要係學識自己解決問題既過程。呢個係同以前既學生有好大分別。」
雖然不斷有人覺得現今大學生不及以前，而華仔卻認為現在的教學質素比以前好。「從教育質素睇，今時今日係有進步啦。以前啲老師用幾年都係果疊Notes，當時電腦唔普及，改Notes困難，有啲上堂仲亂嗡添，從頭到尾晌度講自己既事業發蹟史。大學質素最好應該係九十年代初，當時教書既人真係好有心機教書，又冇咁多行政、研究，抽左時間去，雖然依家多左好多，但係質素點都比以前好。」
後記
大學學額由七十年代至今不斷提升，華仔說：「學額年年有提升，八九年最犀利，因為六四，好多人走，衛奕信又提出提升學額至十八Percent。」華仔覺得學額的增大與大學營運的改變埋沒了大學的重要完素。「整個大學既營運方式唔同，學生來源複雜，使大學既重要完素，八十年代初我地好重視既完素偏廢左，我覺得好可惜囉！」
一向覺得學額擴大才使自己有機會走過大學門檻的我，聽到這裡，便不停地想自己是否使大學重要完素偏廢的幫兇呢。
這次訪問，華仔給我一個很正義的印象，畢竟是參加過學生運動，對社會有承擔。此外，他不太理會自己的平均分，而用盡自己的學分去修讀不同的科目。這種學生現在已很難找到，我很是佩服。
教育精英主義的七十年代
「你入到大學就係精英！」─教育精英主義的七十年代
「我覺得你地應該好好珍惜。人一生裡，這是很難得的經歷。入到大學，有班Friend，有班老死，一齊學習，一齊玩，嗌下交，打下交，攬埋一舊，過左去就冇架啦！一翻出來，便要面對一個好現實的社會。」現為大學副教授的灝哥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要珍惜大學生活，看來他還很懷念在大學讀書時的經歷。
灝哥出身於一個中產家庭，有三個哥哥，父親是個牙醫。他高中的時候，三個哥哥皆在外國留學，他自己則與父母、祖父母和幾個親戚同住，是一個擴大式家庭。他在一九七零至七四年於中文大學主修社會學，副修政治及公共行政。
灝哥以「教育精英主義」形容他那一代教育的特色，而他認為這種特色至今仍未改變。他說：「我地果個年代最大既特色，同你地都差唔多，依然係以學校成績取向來評估你升唔升到班，叻唔叻，甚至乎judge你既future，係一個重要的Single Indicator。」
理科是大勢
在「教育精英主義」下接受教育的灝哥就讀於一間精英中學──聖保羅書院中文部。然而，選擇修讀理科的他，根本對理科沒有興趣。為什麼他要選擇讀理科呢？「所有人認為讀文科係水皮，人人都讀理科」他說。大勢所趨，灝哥亦因此而修讀理科。
由於不是自己的興趣所在，灝哥的理科成績平平，他說：「﹝選讀了理科﹞之後後悔。會考成績文科﹝指語文﹞好，理科只有D、E。」由於聖保羅書院是一所直升中學，所以灝哥仍然可以升讀預科。為選擇理科而後悔的他，遂即轉讀文科。可是，即使他選讀了文科，仍然逃避不了他的弱項──數學。出身於中產家庭的灝哥，遂找補習教師補數學。他認為聘請補習教師，在當時並非富裕階層的專利。「Even比較環境唔係咁好的家庭，都俾你補架‧‧‧﹝當時家長俾你補習﹞想你比人叻啲囉，你入到大學就係精英！」他說。
此外，由於當時的高級程度會考要求考生至少五科及格，灝哥害怕數學不及格，便額外修讀一科理科裡唯一不用運用數學的生物科。
自學能力高
談及高考的準備，灝哥覺得當時學生的自學和自我管理能力都很強。「果陣時真係好勤力架，清楚知道自己做乜架，一定要讀大學！Partly因為中學課程設計得好，係針對性既。Partly係St. Paul讀書氣氛好。其次就係小組，我當時有六、七個Friends，由小一到中六都形影不離，大家以自己叻既科目去搵料，大家教大家，好有策略咁讀，好似個Self-help Group咁。另外，有Plan，自己好既科目就全力進攻，搏A。不好既就搏合格，已經做左個SWOT Analysis」，他又說：「我地個年代冇乜Time Management的概念，只不過係生活簡單，作息有時，同埋Self Management好。」
在這種讀書風氣下，灝哥於高考取得二優﹝中文、中史﹞二良﹝英文、西史﹞的佳績。然而，生物只有D級，最弱的數學更加是「擔梯」。不過，這個成績足以令他有資格入讀大學。當時他有兩個選擇：出國讀書或入讀本地大學。由於父親一個人負擔全家及三個兒子留學的開支，所以灝哥決定入讀本地大學，既可減輕父親負擔，又可做兼職幫補家計。
大學不愁無人讀，收生被動
當時，香港只有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兩間大學。一九七零年，灝哥入讀中文大學。被問及選擇中文大學的原因，他說：「因為我果陣時，讀聖保羅中文部既就入中大，英文部就入港大。」突然，灝哥臉色一轉，帶點傻氣驚奇地嚷著：「係喎！我又冇諗過點解唔俾我讀港大喎！佢﹝聖保羅書院﹞幫我報埋架！」灝哥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彷彿至今才揭穿這個從中學開始便決定了個人將來的精英主義的秘密。
當時最熱門的大學課程乃醫學、法律和工程三科。而灝哥則修讀中大聯會書院的社會學課程。可是，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想到會讀社會學，亦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學。他說：「當時沒有聯招，而且大學市場係特定既，唔憂冇人來讀。只是俾一個日子你，拎住張成績單到中大，想讀乜就到果科過Counter到報。我當事冇諗過讀乜，只求入到大學。我對歷史有啲興趣，諗住去新亞讀歷史囉，點知佢話要中、西史都要A，唔收我喎。咁我咪諗住讀中文系囉，佢話我英文差，又唔收。咁我經過聯合個Counter，果度都冇人報既，坐Counter果條友話社會學仲有位，問我讀唔讀喎，我緊係話讀啦！其實我果陣根本都唔知乜野係社會學。」
「我自己比較喜歡人際溝通，對時事又有興趣，咁Obviously我啲數同Science真係唔掂，而Pure Arts同Philosophy又唔收我，咁當時啲Youngster都係based on自己既Information去做一啲decision」灝哥仍為當時的資訊缺乏，學生只能因應自己的考慮選科，而他就是這樣選擇了社會學。他又補充一句：「當時你只要入到大學門檻就已經係成功架啦！」根本不用太理會讀什麼科目，總之是讀大學便可以了。
兼職補習是風氣，是榮耀
當時的大學生多數來自名校或富裕家庭，「晌七十年代入得港大同埋中大果啲，一拍埋來都數到出來。Medical School就是King’s、Queen’s﹝英王、皇仁書院﹞，Law就係咩野囉，數得出架」灝哥又說入到大學是家族的榮耀就算是貧苦家庭「父母去借去賒都俾你讀」。
當時學費大概是千多元，而政府剛剛推出助學金供學生申請，各學院亦提供很多獎學金予學生申請，所以，當時在香港讀大學的學費負擔並不很重。然而，當時很多大學生也有做兼職，灝哥亦不例外：「﹝補習﹞有啲真係為左幫補下啦！第二，當時係一種風氣，個個都做。果陣時啲人：『喂！大學生，你不如教下我個仔啦！』咁幾廿蚊個鐘，咪補囉。佢地搵你補，係Legitimate左你係大學生，幾威水呀！另外，Partly果陣時始終都想有啲錢係自己既。因為錢你自己賺就唔駛同父母要，個Freedom大好多。」兼職補習在當時來說，是一種風氣，是社會對大學生身份的認同。
當時沒有補習社，灝哥的補習兼職，通常是教會朋友介紹，是朋友的弟妹。他主要輔導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每星期補兩小時。此外，「在Year1至Year2的暑假，我晌聖彼得小學度代過二個月課，教小學一年班，賺左一千蚊，果過係個好好的經驗」灝哥至今仍津津樂道。
四年制的大學生活
「三年太急啦，第一年你都唔知自己做乜，第二年先開始enjoy campus life，第三年已經要畢業啦」灝哥仍嚮往四年制的大學生活。灝哥說當時所讀的學科數目和現在差不多，功課量亦和現在差不多，卻可多用一年修讀，致使當時學生的功課及讀書壓力大大減低。所以，灝哥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他在二年級擔任系會副會長及辯論隊隊長，三年級時任監議會議員。此外，他亦有參加「保釣」及「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的遊行示威。「我覺得最重要係第二、三年，晌果度可以真正享受，發揮自己。」他非常回味的告訴我們。
「到我大學第三年，中大先至有Hall。果陣時冇乜Hall Education，通常都係我地自己攪活動，好過癮，屈蛇成性、打麻雀、去旅行、睇戲、睇電視囉。多數係群體活動，當時既Choice好少，印象中好多體力化運動，好似籃球、排球呀咁囉。Hall我地多啲當佢係一個住宿的地方‧‧‧咁有時無堂上，四點幾果陣，咪同幾個Friends攤晌草地到講下笑，講下女。有時都會正經討論架，討論下Social Issue呀、存在主義，果陣時尼采講『基督已死』，晌校園好多呢啲話題架」灝哥這樣形容他的校園生活。
「當時我地果種治學態度好認真，and then，課外活動都玩得好認真。」灝哥認為，就是這種認真的態度，加上四年的就讀年期，使他們可以在參加課外活動時，亦能兼顧學業。
灝哥說當年大學已有「走堂」的風氣，「我Year One差唔多走晒堂，當時無人點名，無人理架。有一科只上三堂，第一堂去拿course outline，見條「木咀」﹝講師﹞晌度亂講野，咪問師兄拿晒啲Notes，淨讀考試果幾題，中間浦一浦頭就去考試，咁就有個B啦。」灝哥又說，「走堂」反映了老師的教學方法及吸引力，「同你地一樣，我地都係揀老師，例如當時金耀基，教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同Modernization，坐無虛設，因為佢動聽、有料又負責。有啲老師，滿口四川話，都唔知佢講乜，照住份Notes讀，徙我時間。當時無得投訴，又無Evaluation，咪走堂囉，以雙腳表示抗議」。雖然經常「走堂」，但灝哥與老師的關係仍然很好。「當時我地一日為師，終身為師，我依家都仲有探老師架。」
談及當時與現在的大學生的分別，灝哥認為時代不同，情勢不同很難比較。不過他對現今的大學卻有一番見解：「依家既大學果種重視全人教育及自我學習的態度，同以前一樣，冇變。但依家多左好多制度，有啲好有啲壞，譬如我地果陣唔需要評估架，有啲老師真係亂來。依家越來越講資源，太講交待，過猶不及！」
畢業一定有工做
一九七四年，灝哥畢業。然而，他沒有想過求職，反而選擇繼續升學。「我之前冇乜理想，因為入到大學已經有Achievement，對屋企人都有過交待，亦覺得已Fulfill到社會對年青人的訴求啦。直至到Final Year，可能受宗教影響，想幫人，開始睇社工啲書，加上社會學畢業沒乜工好做，通常都係AO、EO，咁我咪報讀港大的Master in Social Work囉。」
灝哥說當時只有一成大學畢業生繼續升學，政府亦從沒提出「終身學習」的口號。正因當時香港經濟起飛，大學畢業生完全不擔心失業，而且，他們大都能發揮所長，所做的工作與大學修讀的科目多是相關的。「當時社會上的分工好清晰！行業的塑求同大學既供求好清楚。咁讀Law就做番Law，讀醫就做番醫生，Blur果啲好似Public Administration、Management、歷史、數學可以Absorb晌中學度。最唔清晰既Scenario咪考政府囉。」
「當時我搵第一份工一啲都唔難。我apply左四份，一份社署，三份NGO，都有回音。最後我選擇了我以前的實習機構，一間女童院，有二千蚊一個月，大概依家一萬蚊啦。」灝哥說當時求職不難，他碩工畢業後便在社會服務界工作至八七年，八八年於大學任教至今。
後記
訪問告一段落，憶起與他的對話，七十年代的大學生真是天之驕子，是教育精英主義下誕生的天之驕子。所以，當時的學生不顧一切，只求入讀大學。能讀大學就被認同是社會精英，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我們與灝哥寒暄了幾句，正準備離開他的辦公室之際，他突然對我們說：「在大學裡，你可以唔理人，又冇人理你，又可以鬧政府，吹呀！可以自把自為。大個仔啦，某程度上經濟、情緒獨立，你向你自己學既野負責，你要溝女咪自己攪囉，無人理你架。相對地，社會上突出你係成人，你可以enjoy一啲社會俾你既野，例如Grant and Loan呀，Quite Interesting！」看來，這次訪問勾起了灝哥絲絲的大學生活回憶了。
「我覺得你地應該好好珍惜。人一生裡，這是很難得的經歷。入到大學，有班Friend，有班老死，一齊學習，一齊玩，嗌下交，打下交，攬埋一舊，過左去就冇架啦！一翻出來，便要面對一個好現實的社會。」現為大學副教授的灝哥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要珍惜大學生活，看來他還很懷念在大學讀書時的經歷。
灝哥出身於一個中產家庭，有三個哥哥，父親是個牙醫。他高中的時候，三個哥哥皆在外國留學，他自己則與父母、祖父母和幾個親戚同住，是一個擴大式家庭。他在一九七零至七四年於中文大學主修社會學，副修政治及公共行政。
灝哥以「教育精英主義」形容他那一代教育的特色，而他認為這種特色至今仍未改變。他說：「我地果個年代最大既特色，同你地都差唔多，依然係以學校成績取向來評估你升唔升到班，叻唔叻，甚至乎judge你既future，係一個重要的Single Indicator。」
理科是大勢
在「教育精英主義」下接受教育的灝哥就讀於一間精英中學──聖保羅書院中文部。然而，選擇修讀理科的他，根本對理科沒有興趣。為什麼他要選擇讀理科呢？「所有人認為讀文科係水皮，人人都讀理科」他說。大勢所趨，灝哥亦因此而修讀理科。
由於不是自己的興趣所在，灝哥的理科成績平平，他說：「﹝選讀了理科﹞之後後悔。會考成績文科﹝指語文﹞好，理科只有D、E。」由於聖保羅書院是一所直升中學，所以灝哥仍然可以升讀預科。為選擇理科而後悔的他，遂即轉讀文科。可是，即使他選讀了文科，仍然逃避不了他的弱項──數學。出身於中產家庭的灝哥，遂找補習教師補數學。他認為聘請補習教師，在當時並非富裕階層的專利。「Even比較環境唔係咁好的家庭，都俾你補架‧‧‧﹝當時家長俾你補習﹞想你比人叻啲囉，你入到大學就係精英！」他說。
此外，由於當時的高級程度會考要求考生至少五科及格，灝哥害怕數學不及格，便額外修讀一科理科裡唯一不用運用數學的生物科。
自學能力高
談及高考的準備，灝哥覺得當時學生的自學和自我管理能力都很強。「果陣時真係好勤力架，清楚知道自己做乜架，一定要讀大學！Partly因為中學課程設計得好，係針對性既。Partly係St. Paul讀書氣氛好。其次就係小組，我當時有六、七個Friends，由小一到中六都形影不離，大家以自己叻既科目去搵料，大家教大家，好有策略咁讀，好似個Self-help Group咁。另外，有Plan，自己好既科目就全力進攻，搏A。不好既就搏合格，已經做左個SWOT Analysis」，他又說：「我地個年代冇乜Time Management的概念，只不過係生活簡單，作息有時，同埋Self Management好。」
在這種讀書風氣下，灝哥於高考取得二優﹝中文、中史﹞二良﹝英文、西史﹞的佳績。然而，生物只有D級，最弱的數學更加是「擔梯」。不過，這個成績足以令他有資格入讀大學。當時他有兩個選擇：出國讀書或入讀本地大學。由於父親一個人負擔全家及三個兒子留學的開支，所以灝哥決定入讀本地大學，既可減輕父親負擔，又可做兼職幫補家計。
大學不愁無人讀，收生被動
當時，香港只有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兩間大學。一九七零年，灝哥入讀中文大學。被問及選擇中文大學的原因，他說：「因為我果陣時，讀聖保羅中文部既就入中大，英文部就入港大。」突然，灝哥臉色一轉，帶點傻氣驚奇地嚷著：「係喎！我又冇諗過點解唔俾我讀港大喎！佢﹝聖保羅書院﹞幫我報埋架！」灝哥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彷彿至今才揭穿這個從中學開始便決定了個人將來的精英主義的秘密。
當時最熱門的大學課程乃醫學、法律和工程三科。而灝哥則修讀中大聯會書院的社會學課程。可是，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想到會讀社會學，亦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學。他說：「當時沒有聯招，而且大學市場係特定既，唔憂冇人來讀。只是俾一個日子你，拎住張成績單到中大，想讀乜就到果科過Counter到報。我當事冇諗過讀乜，只求入到大學。我對歷史有啲興趣，諗住去新亞讀歷史囉，點知佢話要中、西史都要A，唔收我喎。咁我咪諗住讀中文系囉，佢話我英文差，又唔收。咁我經過聯合個Counter，果度都冇人報既，坐Counter果條友話社會學仲有位，問我讀唔讀喎，我緊係話讀啦！其實我果陣根本都唔知乜野係社會學。」
「我自己比較喜歡人際溝通，對時事又有興趣，咁Obviously我啲數同Science真係唔掂，而Pure Arts同Philosophy又唔收我，咁當時啲Youngster都係based on自己既Information去做一啲decision」灝哥仍為當時的資訊缺乏，學生只能因應自己的考慮選科，而他就是這樣選擇了社會學。他又補充一句：「當時你只要入到大學門檻就已經係成功架啦！」根本不用太理會讀什麼科目，總之是讀大學便可以了。
兼職補習是風氣，是榮耀
當時的大學生多數來自名校或富裕家庭，「晌七十年代入得港大同埋中大果啲，一拍埋來都數到出來。Medical School就是King’s、Queen’s﹝英王、皇仁書院﹞，Law就係咩野囉，數得出架」灝哥又說入到大學是家族的榮耀就算是貧苦家庭「父母去借去賒都俾你讀」。
當時學費大概是千多元，而政府剛剛推出助學金供學生申請，各學院亦提供很多獎學金予學生申請，所以，當時在香港讀大學的學費負擔並不很重。然而，當時很多大學生也有做兼職，灝哥亦不例外：「﹝補習﹞有啲真係為左幫補下啦！第二，當時係一種風氣，個個都做。果陣時啲人：『喂！大學生，你不如教下我個仔啦！』咁幾廿蚊個鐘，咪補囉。佢地搵你補，係Legitimate左你係大學生，幾威水呀！另外，Partly果陣時始終都想有啲錢係自己既。因為錢你自己賺就唔駛同父母要，個Freedom大好多。」兼職補習在當時來說，是一種風氣，是社會對大學生身份的認同。
當時沒有補習社，灝哥的補習兼職，通常是教會朋友介紹，是朋友的弟妹。他主要輔導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每星期補兩小時。此外，「在Year1至Year2的暑假，我晌聖彼得小學度代過二個月課，教小學一年班，賺左一千蚊，果過係個好好的經驗」灝哥至今仍津津樂道。
四年制的大學生活
「三年太急啦，第一年你都唔知自己做乜，第二年先開始enjoy campus life，第三年已經要畢業啦」灝哥仍嚮往四年制的大學生活。灝哥說當時所讀的學科數目和現在差不多，功課量亦和現在差不多，卻可多用一年修讀，致使當時學生的功課及讀書壓力大大減低。所以，灝哥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他在二年級擔任系會副會長及辯論隊隊長，三年級時任監議會議員。此外，他亦有參加「保釣」及「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的遊行示威。「我覺得最重要係第二、三年，晌果度可以真正享受，發揮自己。」他非常回味的告訴我們。
「到我大學第三年，中大先至有Hall。果陣時冇乜Hall Education，通常都係我地自己攪活動，好過癮，屈蛇成性、打麻雀、去旅行、睇戲、睇電視囉。多數係群體活動，當時既Choice好少，印象中好多體力化運動，好似籃球、排球呀咁囉。Hall我地多啲當佢係一個住宿的地方‧‧‧咁有時無堂上，四點幾果陣，咪同幾個Friends攤晌草地到講下笑，講下女。有時都會正經討論架，討論下Social Issue呀、存在主義，果陣時尼采講『基督已死』，晌校園好多呢啲話題架」灝哥這樣形容他的校園生活。
「當時我地果種治學態度好認真，and then，課外活動都玩得好認真。」灝哥認為，就是這種認真的態度，加上四年的就讀年期，使他們可以在參加課外活動時，亦能兼顧學業。
灝哥說當年大學已有「走堂」的風氣，「我Year One差唔多走晒堂，當時無人點名，無人理架。有一科只上三堂，第一堂去拿course outline，見條「木咀」﹝講師﹞晌度亂講野，咪問師兄拿晒啲Notes，淨讀考試果幾題，中間浦一浦頭就去考試，咁就有個B啦。」灝哥又說，「走堂」反映了老師的教學方法及吸引力，「同你地一樣，我地都係揀老師，例如當時金耀基，教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同Modernization，坐無虛設，因為佢動聽、有料又負責。有啲老師，滿口四川話，都唔知佢講乜，照住份Notes讀，徙我時間。當時無得投訴，又無Evaluation，咪走堂囉，以雙腳表示抗議」。雖然經常「走堂」，但灝哥與老師的關係仍然很好。「當時我地一日為師，終身為師，我依家都仲有探老師架。」
談及當時與現在的大學生的分別，灝哥認為時代不同，情勢不同很難比較。不過他對現今的大學卻有一番見解：「依家既大學果種重視全人教育及自我學習的態度，同以前一樣，冇變。但依家多左好多制度，有啲好有啲壞，譬如我地果陣唔需要評估架，有啲老師真係亂來。依家越來越講資源，太講交待，過猶不及！」
畢業一定有工做
一九七四年，灝哥畢業。然而，他沒有想過求職，反而選擇繼續升學。「我之前冇乜理想，因為入到大學已經有Achievement，對屋企人都有過交待，亦覺得已Fulfill到社會對年青人的訴求啦。直至到Final Year，可能受宗教影響，想幫人，開始睇社工啲書，加上社會學畢業沒乜工好做，通常都係AO、EO，咁我咪報讀港大的Master in Social Work囉。」
灝哥說當時只有一成大學畢業生繼續升學，政府亦從沒提出「終身學習」的口號。正因當時香港經濟起飛，大學畢業生完全不擔心失業，而且，他們大都能發揮所長，所做的工作與大學修讀的科目多是相關的。「當時社會上的分工好清晰！行業的塑求同大學既供求好清楚。咁讀Law就做番Law，讀醫就做番醫生，Blur果啲好似Public Administration、Management、歷史、數學可以Absorb晌中學度。最唔清晰既Scenario咪考政府囉。」
「當時我搵第一份工一啲都唔難。我apply左四份，一份社署，三份NGO，都有回音。最後我選擇了我以前的實習機構，一間女童院，有二千蚊一個月，大概依家一萬蚊啦。」灝哥說當時求職不難，他碩工畢業後便在社會服務界工作至八七年，八八年於大學任教至今。
後記
訪問告一段落，憶起與他的對話，七十年代的大學生真是天之驕子，是教育精英主義下誕生的天之驕子。所以，當時的學生不顧一切，只求入讀大學。能讀大學就被認同是社會精英，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我們與灝哥寒暄了幾句，正準備離開他的辦公室之際，他突然對我們說：「在大學裡，你可以唔理人，又冇人理你，又可以鬧政府，吹呀！可以自把自為。大個仔啦，某程度上經濟、情緒獨立，你向你自己學既野負責，你要溝女咪自己攪囉，無人理你架。相對地，社會上突出你係成人，你可以enjoy一啲社會俾你既野，例如Grant and Loan呀，Quite Interesting！」看來，這次訪問勾起了灝哥絲絲的大學生活回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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