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重播節目，《天地男兒》仍然是那麼受歡迎的。有一幕，名演員江毅先生在向人傳道「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不是基督徒的爸爸搓著啤酒肚，趾高氣揚地說：「你們知不知那段經文出自哪章哪節？是路加福音六章三節啊！」
「肯定錯！」經常自認基督徒的我否定了啤酒肚的答案，「是馬太福音三章十六節。」
突然傳來很大的恥笑聲，「這是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的經文」姊姊說，並把我和啤酒肚揶揄一番。
我突然有點失落。在我中學的學生手冊末頁也印著這段經文，我對了這段經文七年，仍不記得它出自何章何節。難道我與神的距離又遠了？
我再看爸爸和姊姊的處世態度，爸爸待人以誠，凡事謙讓。姊姊卻凡事多以自己為中心，對於低學歷人士，她有一個專有稱呼─「市井之徒」。相比之下，爸爸比像我一樣自稱基督徒的姊姊更像一個基督徒。
心裡失落一掃而空，我深知道能背誦聖經的不一定能跟隨神的腳步，守主的道，最近世界各地亦有不少天主教神職人員涉及性侵犯醜聞呢。
不過，我應該多抽點時間去看聖經，這可使我對信仰的尋找有著更清晰的路向。
啤酒肚突然大叫：「是啊！路加福音六章三節是『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喚！老啤又錯了。這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節呢。奇怪的是，沒有恥笑聲傳出來。
2002年5月30日 星期四
名聲
自問不是我族主義中心的人，但我對自我族群的認同感卻很強。例如：我是理大人、我是大埔人云云。
暑假太長，終日無所事事，唯有報讀社會大學的半日制暑期課程。我為中大亞太研究所當兼職上門問卷訪問員。
有天，我從紅磡乘火車至大學，欲到中大拿多些問卷做。由於正值下班時間，車廂異常擠逼。
車至大圍站時，有兩個人進入車廂內：陳伯及他的女兒。由於車廂太逼，陳伯女兒把自己的行李箱充當座位予陳伯歇息。我見狀，隨即讓位予陳伯，陳伯十分感激。我一面與陳伯交談，一面受他稱讚，我的臉孔也變得通紅。至大學站，我步出車廂時，陳伯突然向我大嚷：「原來你是中文大學的學生，我將來也要我的孫兒入讀中大。」
糟了！如果我早點向陳伯表明我是理大人，或許可為理大取得些微名聲，現在卻讓給了中大。
我再細想，其實什麼大學也沒所謂。若我把自己的族群取向擴展一步，由理大人擴至香港的大學生，這樣，我確實為近年經常出現大學生那些濫簽咭、好偷窺的負面形象，挽回些許面子。
暑假太長，終日無所事事，唯有報讀社會大學的半日制暑期課程。我為中大亞太研究所當兼職上門問卷訪問員。
有天，我從紅磡乘火車至大學，欲到中大拿多些問卷做。由於正值下班時間，車廂異常擠逼。
車至大圍站時，有兩個人進入車廂內：陳伯及他的女兒。由於車廂太逼，陳伯女兒把自己的行李箱充當座位予陳伯歇息。我見狀，隨即讓位予陳伯，陳伯十分感激。我一面與陳伯交談，一面受他稱讚，我的臉孔也變得通紅。至大學站，我步出車廂時，陳伯突然向我大嚷：「原來你是中文大學的學生，我將來也要我的孫兒入讀中大。」
糟了！如果我早點向陳伯表明我是理大人，或許可為理大取得些微名聲，現在卻讓給了中大。
我再細想，其實什麼大學也沒所謂。若我把自己的族群取向擴展一步，由理大人擴至香港的大學生，這樣，我確實為近年經常出現大學生那些濫簽咭、好偷窺的負面形象，挽回些許面子。
2002年5月10日 星期五
以七十年代以降的本土普及文化發展為綱剖析九七後特區政府管治困難之原因
此文已刊登於《湯本論壇》，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收錄於 《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學習資源冊──核心單元二：香港社會的特徵》 教材。
六七暴動後，隨著文革的平息及「四人邦」的倒台，「認中關社」的『國粹派』思潮亦瓦解冰消。這樣不單只標誌著本地學運的息微，亦標誌著受著西方教育、土生土長的第一代本地菁英，對於尋求國族認同已不再抱任何幻想。此外，經歷六七暴動後，一般市民產生了恐共心態，他們亦顧著為口奔馳，只關注生活水平及社會保障，無暇對民族認同作出反思。在這個時期，大專學生與市民都有一種無根的感覺。
在「尋根」失敗的同時，香港市民正為生繼而努力，發揮出同舟共濟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本土意識的萌芽。此外，麥理浩於1971年就任港督，他正面地面對殖民政府一直沒有正視的數個問題：房屋、教育、肅貪及鼓勵對香港的投入。麥理浩的施政，便社會民生得到顯著改善，加促了本土意識的成形。
自1967年無線電視啟播及1973年麗的電視轉用無線電波傳送，兩台的白熱化競爭使本地製作普及起來。與此同時，第一群供讀影視製作的戰後本土出生港人亦在這時間正式入行，帶領本地影視娛樂進入一個黃金時期。然而，麥理浩亦看準這一點，大力注資香港電台電視部以鼓勵製作與香港有關的節目，希望能加強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闡釋港府政策。此外，競爭激烈的兩間電視台及再度復甦的港產電影市場都著力於發掘本地題材之節目去吸引觀眾。這些節目都以低下階層及小市民的生活為內容骨幹，並逐漸與市民的生活經驗結合起來，凝聚了一種對香港生活的精神面貌與方式的敘述。透過這些敘述，香港市民對自己社會的確認便在經意不經意間成型，並由此衍生一種本土意識。
本文共分為三部份，首部份以香港的普及文化發展看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思維與言行，從而看其本土意識的發展。次部份則看其本土意識中的一大元素──大香港主義。末部份則剖析本土意識與特區政府管治困難之關係。
本土普及文化的發展
港英政府一直以來對電視採取不干預態度，令電視有獨立文化空間。與此同時，免費電視得到普及，當時大部份的香港人的主要娛樂就是回家看免費電視，這使電視迅速滲透，成為最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七十至八十年代初，正是電視的黃金時代。高速成長的電視媒介馬上成為文化搖籃，孕育出集體的文化認同和社會取向。此外，電視文化亦影響了其他普及文化，不少電視製作人如：許鞍華、徐克等，都相繼投身電影業，使香港電影復甦。另外，電視也扶持了唱片業，流行歌曲經常成為電視劇的主題曲，歌手更於電視上曝光，使歌唱事業更加興旺。由此可見，電視成為當時香港本土普及文化的主流文化。
本土普及文化始於七十年代，這亦是香港經濟起飛的時代，這個時代正值急速的都市化，市民多強調個人利益，價值觀改變。此外，七十年代亦正值又一次的大陸移潮。這一次移民潮，強化了香港人對本土文化之認同，他們開始把自己跟新移民區分出來，相對於四九年後的大規模難民潮，那些本地華人接濟新移民的場面已不再復見。
然而，當時的最高收視節目乃電視新聞。這個以本地新聞為主的新聞節目，運用新聞影像把社會消息貫穿成具體和本地化的事件，予觀眾一個共存和團體的感覺。這種以本地化事件所造成的共存感覺，在某程度上使市民以香港取代中國而成為他們自己的參考坐標。此外，當時黃金時間所播放的劇集，如：《狂潮》、《強人》、《家變》及《網中人》等，皆反映出當時強調個人利益、追求物質的社會風貌。其中，《網中人》描述出一個新移民的負面形象，並藉此把大陸人和香港人的身份對立起來。另外，劇集所表現的道德規範十分模糊，跟中國傳統價值相差甚遠，這正反映著本土意識的獨特性。
八十年代初，《義不容情》、《大家族》等電視劇仍反映出一種強調利益的非道德價值觀。然而，這個時期的發生的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及六四事件，使香港人產生了一種捍衛現時成果及制度的意識，亦強化了他們恐共的心態。這種意識亦反映於當時的影視文化上，如：《A計劃》表現一種忠於港英政府的心態。《瘋劫》亦表達了一種本土意識。《最佳拍檔》系列亦表達了香港成就的優越感。此外，《投奔怒海》及《省港旗兵》則多勾勒內地人及共產政權的負面形象，恐共心態表露無遺。
到了九十年代，由於經濟的起飛，電視已被其他娛樂消遣品所取代，而且，電視台更為增加節目的娛樂性，忽視與本地社會的相關性，因而電視為本土普及文化的代表性大減。然而，這個責任卻落在本電影身上。又因香港的電影業乃市場主導，電影創作人為增票房會拍一些與現況有關的題材，為求引起觀眾共鳴，因而電影有一定的代表性。
《國產凌凌漆》絕對表達了一種恐共心態。劇中塑造了一個「中國占士邦」為國除害的形象，寫出港人對中國之觀感，暗示國內政治腐敗。此外，《去年煙花特別多》亦表達出恐共及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所衝突的觀感。然而，這個期間亦有《擁抱朝陽》及電視劇《清宮氣數錄》等對回歸抱著極正面態度的作品，可是這類作品只屬極少數，而且，其知名度及收視並不高，代表性亦不大。
本土意識與大香港主義
從以上的論述所見，香港的生活面貌及模式透過媒體被反映出來，這種「香港精神」不但被反映出來，更透過電視文化的不斷發展得以逐步鞏固。此外，七十年代那種同甘同苦的「香港精神」加上香港政府由角色上轉變而來的連串社會建設大動作﹝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成立、六年免費教育等。﹞，加速了香港經濟的起飛，締造了經濟奇蹟。「香港人」由一個奴化的名詞變成一個自豪的稱謂，香港人逐漸對自己產生了一種優越感，「大香港主義」亦開始出現。這種主義實乃由本土意識、經濟發展及社會改善這三個互相影響的因素所做成，然而，這種主義卻成為了本土意識的主要完素。
事實上，「大香港主義」根本就是一種我族中心主義，所謂我族中心主義是指一種以自己族群的文化去衡量其他族群文化的態度﹐當然衡量的結果都會覺人家不如自己。這種身份意識的築構會產生強烈的排他性﹐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刻﹝如居港權事件中，不少港人擔心大量的內地人來港，會影響自己的生計﹞。這種我族中心主義，成形於香港被廣泛述說由一個漁村變成大都會的過程﹐把香港的殖民處境巧妙地轉化成為都市化發展的經歷，並標榜的是今天經濟的成就。這種主義使香港社會普遍對第三世界國家和中國大陸產生敵意的想象﹐認為是他們的落後和動蕩所造成的。而且，他們更認為中國社會象征著一個有待開放的落後地區。直至九十年代末期，中國經濟起飛及香港大量第二工業北移，香港人仍隱藏著一種『北進稱王』的大香港心態。
「大香港主義」造成了種族歧視。「大陸人」、「菲律賓人」、「阿拉伯人」不僅變成了本土身份意識的參照對象，更被負面的刻板定型，如：「阿燦」、「表姐」、「賓妹」、「阿差」等。造種大香港主義的後果實乃對社會某些族群產生一些偏見，他們會認為其他族群的人是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源，會破壞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亦會影響本地人的資源分配，更會影響本地人的就業機會。這些對其他族群產生偏見的例子，在香港屢見不鮮，報紙上亦時有所聞。
然而，這種「大香港主義」可於本土普及文化中體現出來。這種主義成型於七十年代，當時的電視劇《網中人》刻劃出阿燦懶惰貪財的負面形象，實乃歧視新移民的刻板定型。到了八十年代，在香港經濟的極度繁榮的同時，「大香港主義」亦發揮到極點。《最佳拍檔》系列電影以先進的武器及精密的頭腦塑造出「港式占士邦」的形象，偵破國際騙案及化解國際陰謀。可見這個時期的「大香港主義」已非相對地寫其他族群的落後，而是單向地寫香港人如何優越、先進。劇中這對香港特務扮演著救世主的角色，能影響國際局勢。到了九十年代，由於香港回歸塵埃落定，出現了不少以中港關係為題材的電影。《國產凌凌漆》以「上樑不正下樑歪」的中心思想暗諷中國政治的黑暗，並以一連串無用的科技發明，如：「太陽能電筒」、「梅花間竹鎗」等，暗喻國內科技之落後。此外，《表姐你好野》系列常借中港合作寫出自稱「文明」的內地人的落後及無知。事實上，這個時期的電影又回歸到寫人家的落後以突顯自己的優越。
回歸日近，不少以回歸為題材的電影相繼出現。《流氓律師》以中港兩地法制的差異，暗諷中國法制落後及國內公安的橫蠻無理，從而帶出港人對回歸的不安。《信有明天》則是少數對回歸抱正面態度的電影。可是，劇中所抱的正面態度實乃源於劇中主人公認為「變與不變，由香港人決定」的一廂情願的大香港心態。
本土意識乃由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所累積而成的，這種蘊含著「大香港主義」的本土意識，對特區政府施政造成什麼影響呢？
特區政府管治困難之因
事實上，這個在本土意識內的「大香港主義」使香港人對內地人及中國政府已有所歧視，加上本土意識的民主自由價值與內地的價值觀迴異，催使香港人潛意識有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又因特區政府實乃中央政府在建制上的產物，香港人往往會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掛勾。此外，在本土意識的發展過程中，港英政府起了輔助的作用，這與在「大香港主義」作祟下，港人視特區政府為對立成強烈對比，故回歸後港人對特區政府施政的批評經驗被扯到與回歸前的殖民政府又或社會氣氛作比較。除了本身的政策失當外，以上種種的因素，都乃九七後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因素。
摒除一些決策失當的政策，特區政府仍有一些政策為港人所反對及敵視。而這種反對卻是源於該政策與本土意識發生衝突所衍生的「逢中必反」心態。如「居港權事件」及「母語教學政策」，前者因港人對內地人歧視及恐怕內地人侵分其社會資源及工作機會而作出爭議；後者因港人普遍認為此政策乃為遷就新移民學生而設，並且擔心語文水平會被降低而反對。這些政策不見得有什麼失當，然而港人受著以「大香港主義」主導著的本土意識所影響，有著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然而，特區政府又因怕政策的施行再度與本土意識有所衝突，故造成中央領導人所說：「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境況。
此外，公營電台的角色在九七後亦備受爭議。事實上，公營電台的應是政府喉舌，為政府解釋政策。即使港英政府年代，彭定康亦曾與東方報業商議，希望援引旗下的東方快訊(Eastern Express)為自己喉舌。在美國，「美國之音」電台亦擔任著這個職責。最近，「美國之音」台長不聽警告播出塔利班領袖奧馬爾的訪問，結果被撤職，可見新聞自由在美國亦不能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但港人一向對「公營電台應為政府喉舌」的言論反感。數月前，董建華認為《頭條新聞》是「低級趣味」的評論，使港人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表示擔心。歸根究底，這也是港人累積經驗﹝殖民政府年代政府對傳媒採取不干預態度﹞與特區政府的衝突。
結語
總括來說，七十年代本土意識成型。這種本土意識的成型及發展可體現在香港的本土普及文化上。此外，除著經濟的起飛及香港的發展，香港本土意識出現了「大香港主義」，這種主義亦主導了香港的本土意識，成為香港人累積經驗的一部份，「香港人」亦由一個奴化的名詞變成自豪的稱讚。然而，這個「大香港主義」使香港人對內地人及中國政府已有所歧視，加上本土意識的民主自由價值與內地的價值觀迴異，使香港人出現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此外，香港人往往會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掛勾,在「大香港主義」作祟下，港人視特區政府為對立。所以，除了本身的政策失當外，以上種種的因素，都乃九七後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因素。
六七暴動後，隨著文革的平息及「四人邦」的倒台，「認中關社」的『國粹派』思潮亦瓦解冰消。這樣不單只標誌著本地學運的息微，亦標誌著受著西方教育、土生土長的第一代本地菁英，對於尋求國族認同已不再抱任何幻想。此外，經歷六七暴動後，一般市民產生了恐共心態，他們亦顧著為口奔馳，只關注生活水平及社會保障，無暇對民族認同作出反思。在這個時期，大專學生與市民都有一種無根的感覺。
在「尋根」失敗的同時，香港市民正為生繼而努力，發揮出同舟共濟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本土意識的萌芽。此外，麥理浩於1971年就任港督，他正面地面對殖民政府一直沒有正視的數個問題：房屋、教育、肅貪及鼓勵對香港的投入。麥理浩的施政，便社會民生得到顯著改善，加促了本土意識的成形。
自1967年無線電視啟播及1973年麗的電視轉用無線電波傳送，兩台的白熱化競爭使本地製作普及起來。與此同時，第一群供讀影視製作的戰後本土出生港人亦在這時間正式入行，帶領本地影視娛樂進入一個黃金時期。然而，麥理浩亦看準這一點，大力注資香港電台電視部以鼓勵製作與香港有關的節目，希望能加強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闡釋港府政策。此外，競爭激烈的兩間電視台及再度復甦的港產電影市場都著力於發掘本地題材之節目去吸引觀眾。這些節目都以低下階層及小市民的生活為內容骨幹，並逐漸與市民的生活經驗結合起來，凝聚了一種對香港生活的精神面貌與方式的敘述。透過這些敘述，香港市民對自己社會的確認便在經意不經意間成型，並由此衍生一種本土意識。
本文共分為三部份，首部份以香港的普及文化發展看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思維與言行，從而看其本土意識的發展。次部份則看其本土意識中的一大元素──大香港主義。末部份則剖析本土意識與特區政府管治困難之關係。
本土普及文化的發展
港英政府一直以來對電視採取不干預態度，令電視有獨立文化空間。與此同時，免費電視得到普及，當時大部份的香港人的主要娛樂就是回家看免費電視，這使電視迅速滲透，成為最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七十至八十年代初，正是電視的黃金時代。高速成長的電視媒介馬上成為文化搖籃，孕育出集體的文化認同和社會取向。此外，電視文化亦影響了其他普及文化，不少電視製作人如：許鞍華、徐克等，都相繼投身電影業，使香港電影復甦。另外，電視也扶持了唱片業，流行歌曲經常成為電視劇的主題曲，歌手更於電視上曝光，使歌唱事業更加興旺。由此可見，電視成為當時香港本土普及文化的主流文化。
本土普及文化始於七十年代，這亦是香港經濟起飛的時代，這個時代正值急速的都市化，市民多強調個人利益，價值觀改變。此外，七十年代亦正值又一次的大陸移潮。這一次移民潮，強化了香港人對本土文化之認同，他們開始把自己跟新移民區分出來，相對於四九年後的大規模難民潮，那些本地華人接濟新移民的場面已不再復見。
然而，當時的最高收視節目乃電視新聞。這個以本地新聞為主的新聞節目，運用新聞影像把社會消息貫穿成具體和本地化的事件，予觀眾一個共存和團體的感覺。這種以本地化事件所造成的共存感覺，在某程度上使市民以香港取代中國而成為他們自己的參考坐標。此外，當時黃金時間所播放的劇集，如：《狂潮》、《強人》、《家變》及《網中人》等，皆反映出當時強調個人利益、追求物質的社會風貌。其中，《網中人》描述出一個新移民的負面形象，並藉此把大陸人和香港人的身份對立起來。另外，劇集所表現的道德規範十分模糊，跟中國傳統價值相差甚遠，這正反映著本土意識的獨特性。
八十年代初，《義不容情》、《大家族》等電視劇仍反映出一種強調利益的非道德價值觀。然而，這個時期的發生的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及六四事件，使香港人產生了一種捍衛現時成果及制度的意識，亦強化了他們恐共的心態。這種意識亦反映於當時的影視文化上，如：《A計劃》表現一種忠於港英政府的心態。《瘋劫》亦表達了一種本土意識。《最佳拍檔》系列亦表達了香港成就的優越感。此外，《投奔怒海》及《省港旗兵》則多勾勒內地人及共產政權的負面形象，恐共心態表露無遺。
到了九十年代，由於經濟的起飛，電視已被其他娛樂消遣品所取代，而且，電視台更為增加節目的娛樂性，忽視與本地社會的相關性，因而電視為本土普及文化的代表性大減。然而，這個責任卻落在本電影身上。又因香港的電影業乃市場主導，電影創作人為增票房會拍一些與現況有關的題材，為求引起觀眾共鳴，因而電影有一定的代表性。
《國產凌凌漆》絕對表達了一種恐共心態。劇中塑造了一個「中國占士邦」為國除害的形象，寫出港人對中國之觀感，暗示國內政治腐敗。此外，《去年煙花特別多》亦表達出恐共及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所衝突的觀感。然而，這個期間亦有《擁抱朝陽》及電視劇《清宮氣數錄》等對回歸抱著極正面態度的作品，可是這類作品只屬極少數，而且，其知名度及收視並不高，代表性亦不大。
本土意識與大香港主義
從以上的論述所見，香港的生活面貌及模式透過媒體被反映出來，這種「香港精神」不但被反映出來，更透過電視文化的不斷發展得以逐步鞏固。此外，七十年代那種同甘同苦的「香港精神」加上香港政府由角色上轉變而來的連串社會建設大動作﹝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成立、六年免費教育等。﹞，加速了香港經濟的起飛，締造了經濟奇蹟。「香港人」由一個奴化的名詞變成一個自豪的稱謂，香港人逐漸對自己產生了一種優越感，「大香港主義」亦開始出現。這種主義實乃由本土意識、經濟發展及社會改善這三個互相影響的因素所做成，然而，這種主義卻成為了本土意識的主要完素。
事實上，「大香港主義」根本就是一種我族中心主義，所謂我族中心主義是指一種以自己族群的文化去衡量其他族群文化的態度﹐當然衡量的結果都會覺人家不如自己。這種身份意識的築構會產生強烈的排他性﹐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刻﹝如居港權事件中，不少港人擔心大量的內地人來港，會影響自己的生計﹞。這種我族中心主義，成形於香港被廣泛述說由一個漁村變成大都會的過程﹐把香港的殖民處境巧妙地轉化成為都市化發展的經歷，並標榜的是今天經濟的成就。這種主義使香港社會普遍對第三世界國家和中國大陸產生敵意的想象﹐認為是他們的落後和動蕩所造成的。而且，他們更認為中國社會象征著一個有待開放的落後地區。直至九十年代末期，中國經濟起飛及香港大量第二工業北移，香港人仍隱藏著一種『北進稱王』的大香港心態。
「大香港主義」造成了種族歧視。「大陸人」、「菲律賓人」、「阿拉伯人」不僅變成了本土身份意識的參照對象，更被負面的刻板定型，如：「阿燦」、「表姐」、「賓妹」、「阿差」等。造種大香港主義的後果實乃對社會某些族群產生一些偏見，他們會認為其他族群的人是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源，會破壞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亦會影響本地人的資源分配，更會影響本地人的就業機會。這些對其他族群產生偏見的例子，在香港屢見不鮮，報紙上亦時有所聞。
然而，這種「大香港主義」可於本土普及文化中體現出來。這種主義成型於七十年代，當時的電視劇《網中人》刻劃出阿燦懶惰貪財的負面形象，實乃歧視新移民的刻板定型。到了八十年代，在香港經濟的極度繁榮的同時，「大香港主義」亦發揮到極點。《最佳拍檔》系列電影以先進的武器及精密的頭腦塑造出「港式占士邦」的形象，偵破國際騙案及化解國際陰謀。可見這個時期的「大香港主義」已非相對地寫其他族群的落後，而是單向地寫香港人如何優越、先進。劇中這對香港特務扮演著救世主的角色，能影響國際局勢。到了九十年代，由於香港回歸塵埃落定，出現了不少以中港關係為題材的電影。《國產凌凌漆》以「上樑不正下樑歪」的中心思想暗諷中國政治的黑暗，並以一連串無用的科技發明，如：「太陽能電筒」、「梅花間竹鎗」等，暗喻國內科技之落後。此外，《表姐你好野》系列常借中港合作寫出自稱「文明」的內地人的落後及無知。事實上，這個時期的電影又回歸到寫人家的落後以突顯自己的優越。
回歸日近，不少以回歸為題材的電影相繼出現。《流氓律師》以中港兩地法制的差異，暗諷中國法制落後及國內公安的橫蠻無理，從而帶出港人對回歸的不安。《信有明天》則是少數對回歸抱正面態度的電影。可是，劇中所抱的正面態度實乃源於劇中主人公認為「變與不變，由香港人決定」的一廂情願的大香港心態。
本土意識乃由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所累積而成的，這種蘊含著「大香港主義」的本土意識，對特區政府施政造成什麼影響呢？
特區政府管治困難之因
事實上，這個在本土意識內的「大香港主義」使香港人對內地人及中國政府已有所歧視，加上本土意識的民主自由價值與內地的價值觀迴異，催使香港人潛意識有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又因特區政府實乃中央政府在建制上的產物，香港人往往會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掛勾。此外，在本土意識的發展過程中，港英政府起了輔助的作用，這與在「大香港主義」作祟下，港人視特區政府為對立成強烈對比，故回歸後港人對特區政府施政的批評經驗被扯到與回歸前的殖民政府又或社會氣氛作比較。除了本身的政策失當外，以上種種的因素，都乃九七後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因素。
摒除一些決策失當的政策，特區政府仍有一些政策為港人所反對及敵視。而這種反對卻是源於該政策與本土意識發生衝突所衍生的「逢中必反」心態。如「居港權事件」及「母語教學政策」，前者因港人對內地人歧視及恐怕內地人侵分其社會資源及工作機會而作出爭議；後者因港人普遍認為此政策乃為遷就新移民學生而設，並且擔心語文水平會被降低而反對。這些政策不見得有什麼失當，然而港人受著以「大香港主義」主導著的本土意識所影響，有著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然而，特區政府又因怕政策的施行再度與本土意識有所衝突，故造成中央領導人所說：「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境況。
此外，公營電台的角色在九七後亦備受爭議。事實上，公營電台的應是政府喉舌，為政府解釋政策。即使港英政府年代，彭定康亦曾與東方報業商議，希望援引旗下的東方快訊(Eastern Express)為自己喉舌。在美國，「美國之音」電台亦擔任著這個職責。最近，「美國之音」台長不聽警告播出塔利班領袖奧馬爾的訪問，結果被撤職，可見新聞自由在美國亦不能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但港人一向對「公營電台應為政府喉舌」的言論反感。數月前，董建華認為《頭條新聞》是「低級趣味」的評論，使港人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表示擔心。歸根究底，這也是港人累積經驗﹝殖民政府年代政府對傳媒採取不干預態度﹞與特區政府的衝突。
結語
總括來說，七十年代本土意識成型。這種本土意識的成型及發展可體現在香港的本土普及文化上。此外，除著經濟的起飛及香港的發展，香港本土意識出現了「大香港主義」，這種主義亦主導了香港的本土意識，成為香港人累積經驗的一部份，「香港人」亦由一個奴化的名詞變成自豪的稱讚。然而，這個「大香港主義」使香港人對內地人及中國政府已有所歧視，加上本土意識的民主自由價值與內地的價值觀迴異，使香港人出現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此外，香港人往往會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掛勾,在「大香港主義」作祟下，港人視特區政府為對立。所以，除了本身的政策失當外，以上種種的因素，都乃九七後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因素。
以《一個王朝的背影》看功利主義及漢化
此本已刊登於《湯本論壇》
拜讀余秋雨先生《一個王朝的背影》，此文能以一個皇家國林看出一個王朝的興衰，並寫出文化對一個民族，一個世群，甚至個人的重要性。本人欽佩余先生之餘，亦於此文之中，看出一些傳統中國文化的特徵，以及一些文化問題。由於時間所限，本人於此以拙劣的文筆寫一個文化特徵，以及一個相關的文化問題。
一、功利主義
先說文化特徵吧！中國人多為功能論主義者。我並不是說他們喜愛奉行涂爾幹的功能理論，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看到他們所成就的東西，其背後實有一定的具體作用。被現今人視為「偉大的建築物」、「偌大的藝術品」的萬里長城，故名思義，實有防外守土的作用，這並不能特顯中國文化的功利特徵，因為很多國家也會用城牆守城。可是，被余先生認為是「康熙的長城」的避暑山莊呢？這個皇家園林表面上乃給清帝消寒避暑，實際上這位被譽為「東方凱撒」的康熙大帝把復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
余先生這樣寫這座行宮：「康熙希望能築起一座無形的長城。“修得安民”雲雲說得過於堂皇而蹈空，實際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大臣官兵萬餘人去進行圍獵，實際上是浩大的軍事演習，既可使王公大臣們保持勇猛、強悍的人生風範，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木蘭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系，他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有與清廷彼此交誼的機會和場所，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總之，軟硬兩手最後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裡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於此。」
可見，這座皇家國林有著軍事上和外交上的具體功用。事實上，這種功利主義出現得非常早，也滲進了不同的層面裡。就連宋真宗在其《千字文》中也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把讀書的目的俗化了。或許有人說：「這只是你們漢族的文化吧，並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然而，陝北有名的少數民族剪紙姑娘，其剪紙最初也是用作粉飾門窗罷了。此外，瑤人學唱山歌乃為求偶多於為消閒表演。花籃瑤的「情人制度」亦收著在經濟和情感之間的平衡作用。可見，功利主義實乃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
可惜，這種功利主義卻使中國人不能物盡其用。就是因為中國人的功利心態作祟，每一件發明品要有目的才發明，導致他們不敢大膽創新地嘗試，也鄙棄科學，使之雖早西方多世紀前已發明火藥，然其火藥技術早被西方趕上及拋離。
二、漢化問題
再談文化問題。功利主義的出發點在於「怎樣做？」，要解決一個問題就要從「怎樣做？」想起。怎樣能以一少數民族統治幅員遼闊的漢人江山？這問題早於北魏孝文帝心中有了具體的答案，就是漢化。從古至今，漢化可謂少數民族長治中土的唯一出路，蒙古人從馬上得天下，因輕視看化，卻馬上失天下。孝文帝呢？正其途卻錯其法，與北方本部失協調，釀成「六鎮兵變」，且遭殺身之禍。故自古至今，漢化最成功的，可謂被余先生推崇得有如千古一帝的康熙了。
康熙帝行漢化並非一面倒，而是軟硬皆施。而且，他看準了漢族文人的高尚士風，大力提倡文教以籠絡士子，余先生於文中寫道：「大凡經、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功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鑽研最深。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鑑綱目大全》，並命一批著名的理學家編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義》等著作。他下令訪求遺散民間的珍籍加以整理，並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大清會典》，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這些工具書。他派人測量全國土地，編成了《皇輿全覽圖》。」可見這位漢化高手之妙。然其決不讓漢化使其族人失驃悍之風，木蘭圍場之設置可謂用心良苦。經此一朝漢化，使漢人產生文化認同，其漢化可謂大功告成。加上雍、乾兩代繼續獎勵學術，推行漢化，從此就滿漢一家了。
這種漢化的力量，可體現於孫中山先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後，竟有王國維自殺，張勳復辟等事。余先生說得對：「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康熙漢化得法，終達到其目的，使滿洲人可屹立中華三百年之久。
人常道：中華文化可其偉大，同化外族。孔子又云：「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說並不符實。事實上，漢化是手段而非目的，此全乃中國文化之功利特徵作崇而用的手段。或許又有人說：「這是中國少數民族的手段吧！」，漢人對少數民族的漢化又如何呢？就以廣西的特別民族教育為例，中國政府為少數民族建校辦學，目的在於使之文明，方面開發及管理吧。至於不被政府漢化的少數民族﹝如：摩梭族﹞呢？不漢化是因為政府要開拓旅遊業，招徠遊客，這也是主於功能主義呢。
話雖如此，功利只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並不等如每個國人皆唯利是圖啊！
拜讀余秋雨先生《一個王朝的背影》，此文能以一個皇家國林看出一個王朝的興衰，並寫出文化對一個民族，一個世群，甚至個人的重要性。本人欽佩余先生之餘，亦於此文之中，看出一些傳統中國文化的特徵，以及一些文化問題。由於時間所限，本人於此以拙劣的文筆寫一個文化特徵，以及一個相關的文化問題。
一、功利主義
先說文化特徵吧！中國人多為功能論主義者。我並不是說他們喜愛奉行涂爾幹的功能理論，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看到他們所成就的東西，其背後實有一定的具體作用。被現今人視為「偉大的建築物」、「偌大的藝術品」的萬里長城，故名思義，實有防外守土的作用，這並不能特顯中國文化的功利特徵，因為很多國家也會用城牆守城。可是，被余先生認為是「康熙的長城」的避暑山莊呢？這個皇家園林表面上乃給清帝消寒避暑，實際上這位被譽為「東方凱撒」的康熙大帝把復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
余先生這樣寫這座行宮：「康熙希望能築起一座無形的長城。“修得安民”雲雲說得過於堂皇而蹈空，實際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大臣官兵萬餘人去進行圍獵，實際上是浩大的軍事演習，既可使王公大臣們保持勇猛、強悍的人生風範，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木蘭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系，他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有與清廷彼此交誼的機會和場所，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總之，軟硬兩手最後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裡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於此。」
可見，這座皇家國林有著軍事上和外交上的具體功用。事實上，這種功利主義出現得非常早，也滲進了不同的層面裡。就連宋真宗在其《千字文》中也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把讀書的目的俗化了。或許有人說：「這只是你們漢族的文化吧，並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然而，陝北有名的少數民族剪紙姑娘，其剪紙最初也是用作粉飾門窗罷了。此外，瑤人學唱山歌乃為求偶多於為消閒表演。花籃瑤的「情人制度」亦收著在經濟和情感之間的平衡作用。可見，功利主義實乃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
可惜，這種功利主義卻使中國人不能物盡其用。就是因為中國人的功利心態作祟，每一件發明品要有目的才發明，導致他們不敢大膽創新地嘗試，也鄙棄科學，使之雖早西方多世紀前已發明火藥，然其火藥技術早被西方趕上及拋離。
二、漢化問題
再談文化問題。功利主義的出發點在於「怎樣做？」，要解決一個問題就要從「怎樣做？」想起。怎樣能以一少數民族統治幅員遼闊的漢人江山？這問題早於北魏孝文帝心中有了具體的答案，就是漢化。從古至今，漢化可謂少數民族長治中土的唯一出路，蒙古人從馬上得天下，因輕視看化，卻馬上失天下。孝文帝呢？正其途卻錯其法，與北方本部失協調，釀成「六鎮兵變」，且遭殺身之禍。故自古至今，漢化最成功的，可謂被余先生推崇得有如千古一帝的康熙了。
康熙帝行漢化並非一面倒，而是軟硬皆施。而且，他看準了漢族文人的高尚士風，大力提倡文教以籠絡士子，余先生於文中寫道：「大凡經、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功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鑽研最深。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鑑綱目大全》，並命一批著名的理學家編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義》等著作。他下令訪求遺散民間的珍籍加以整理，並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大清會典》，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這些工具書。他派人測量全國土地，編成了《皇輿全覽圖》。」可見這位漢化高手之妙。然其決不讓漢化使其族人失驃悍之風，木蘭圍場之設置可謂用心良苦。經此一朝漢化，使漢人產生文化認同，其漢化可謂大功告成。加上雍、乾兩代繼續獎勵學術，推行漢化，從此就滿漢一家了。
這種漢化的力量，可體現於孫中山先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後，竟有王國維自殺，張勳復辟等事。余先生說得對：「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康熙漢化得法，終達到其目的，使滿洲人可屹立中華三百年之久。
人常道：中華文化可其偉大，同化外族。孔子又云：「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說並不符實。事實上，漢化是手段而非目的，此全乃中國文化之功利特徵作崇而用的手段。或許又有人說：「這是中國少數民族的手段吧！」，漢人對少數民族的漢化又如何呢？就以廣西的特別民族教育為例，中國政府為少數民族建校辦學，目的在於使之文明，方面開發及管理吧。至於不被政府漢化的少數民族﹝如：摩梭族﹞呢？不漢化是因為政府要開拓旅遊業，招徠遊客，這也是主於功能主義呢。
話雖如此，功利只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並不等如每個國人皆唯利是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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