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沉鬱所構成的現代人自我觀

文化多元、科技發達、醫學昌明、高效率等等，皆可謂現代社會的代名詞。很多人也認為，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比現在更文明、更使人自豪。然而，加拿大著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卻在其著作《現代性之隱憂》(The Malaise of Modernity)中，指出現代社會存在三個沉鬱﹝或作「隱憂」﹞。而其中兩個沉鬱，正是來自現代社會兩個被視為文明產物的根本元素──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及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本文將會從泰勒的論調中去探討個人主義及工具理性怎樣為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自我觀造成沉鬱。首先，本文會略述個人主義及工具理性的定義，並從其定義中闡釋其導致沉鬱的原因。其次，本文會從政治、經濟及社會三方面去透視現代性的沉鬱怎樣體現於現代人的自我觀及現代社會之中。最後是就全文作出總結。

個人主義、工具理性及沉鬱的出現
個人主義
人們對傳統神聖、宇宙秩序的懷疑被稱為世界觀的解咒 (disenchantment)，而與這傳統價值觀對應著的就是個人主義。傳統的社會價值觀認為，這個宇宙有一套既定的秩序。在這套秩序中，每個人也有著自己的特定位置和等級，用泰勒的用語，這套秩序稱為「偉大的存在之鏈」(Taylor, 1992)。在這條存在之鏈中，人類只是秩序的一部份，他們認為各安其位而生活是一件應該而合乎道德的事情﹝阮新邦，1999﹞。這種傳統思想使人們被嚴格的道德和社會規範所錮鎖，被分明的等級鎖定在給定的地方，因而出現了「君權神授」、「貴族奴隸」等不公平及極權的現象。到了十八世紀，個人主義精神在啟蒙運動中彰顯，使傳統價值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發展打破了西方人傳統的神聖的宇宙觀及世界觀，其科技、政治和經濟的突破性發展都體現了以個人感情為出發點的個人主義精神。可見個人主義主導了啟蒙運動，並衝擊了傳統的世界觀。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認爲個人是不可也不應被分割的最基本和最高社會構成單位，沒有一種社會構成單位可以凌駕在個人之上。國家、公司、社群、教會等社會單位只是個人自願性的結社行為，並非強迫性的凌駕個人之上。此外，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價值信念，認為人類對自己生活的依歸應建立在個人喜惡的情感之上，一切價值均以自我為中心。個人主義所持的宇宙觀，就是無情的認知宇宙觀(Cognitive notion of universe)。與傳統的宇宙觀不同，它不認為人與天有所交流，即使有信仰，也是隨個人喜好所挑選的。這種價值觀顯現出個人主義者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就是個人本身，認為個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價值，社會只是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他們會高度評價個人自信、個人私生活和對他人的尊重。

這種強調忠於自己、凡事以自己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可謂對傳統的那種極權專制意識的統治及宗教的箝制起著抗衡的作用。而且，它亦為現代社會帶來一定的好處。在政治上，個人主義主張個人的自由、權利和平等，強調自由民主，反對國家對個人自主事務的干預。因而衍生出民主政制、公民權利、人權、私隱權及平等的法律等等對個人生活上的保障。另外，在經濟上，它主張私有財産權和自由市場經濟。認為每個人都享有最大的機會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取得財產，並按自己的意願去管理或轉讓財產。這可使現代人積極地利用自己的力量以建立自己的財富。此外，這種忠於自己的精神，使人積極地實現自己的理想，致使科技發達，醫學昌明。

然而，泰勒則對這個被許多人冠以現代文明的最高成就表示憂慮。泰勒認為把個人主義發展到極點，個人會把自我之外的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實現自我的手段和工具。這種極度個人主義使人喪失了個人與周圍世界之間的意義關係。這樣，不單會令人們普遍喪失了目標感，更令人們的生活流於瑣碎、平庸及狹隘。這種平庸狹隘的生活，使人們缺少對其他人及社會的關心。

事實上，泰勒的擔憂不無道理。法國學者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亦有相近的看法，他在《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中這樣說：「古代人的目標是在有相同祖國的公民中間分享社會權力：這就是他們所稱謂的自由。而現代人的目標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樂﹔他們把對這些私人快樂的制度保障稱作自由。」誠然，古代人﹝尤其是如佃農、奴隸等受壓迫階層﹞在個人主義的驅使下，有著為自己爭取社會及政治權力的目標。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個人主義亦走向極端，加上那種無情的認知宇宙觀使人缺少了傳統道德的社會規範和宗教教條的約束，逐使人們只求眼前實在的快樂﹝物質享受﹞而忽略更高的人生目標，他們為物欲所羈絆，致使心靈失落。這種短視、對社會漠不關心、只求當下一刻享樂的個人主義，使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也認為人們在民主的時代往往尋求一種「渺小和粗鄙的快樂」。

同是受著個人主義所影響，然而古代人和現代人的目標卻是大相徑庭。可見，個人主義的黑暗面──「極端的個人主義」確是現代人及現代社會的沉鬱。

工具理性
與個人主義一樣，工具理性也是掘起於啟蒙運動。在十八世紀以前的西方學術傳統裡，學者普遍相信道德價值的實踐是有著可被客觀驗證的理性基礎。基於這種想法，使他們致力於找尋的道德實踐的規律、人生的意義及人的本性。這些學者所做的學術和哲學探索，很大程度反映著當時一般人的信仰，並在相應的的社會結構及制度中顯現出來。所以，不少傳統的西方國家皆以聖經主導著她們的學術驗證及管治方法。直至啟蒙運動的開展，才有學者質疑道德實踐的理性地位。而且，他們更試圖把道德問題從知識領域中划分出來。

有人認為十八世紀是「理性」年代的開始。這裡說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有別於傳統的「理性」。這種工具理性乃衍生於啟蒙運動所重視的自然科學。當時的科學家發現字宙的變化有著自己的規律，與道德和宗教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個發現不僅打破了傳統社會「偉大的存在之鏈」的說法，亦把人類從「迷信」的世界和字宙觀中解放出來。所謂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是一種在計算最經濟地將手段應用於目的時所憑靠的合理性﹝沈興漾，2003﹞，即韋伯的"目的取向的合理性"。其的度量尺度是效益的最大化，而其關懷的重點只是「如何」(how)，而不是「為何」(why)。所以，它不能尋索與質問目的、價值以及意義等問題。

這種以達到既定目標的最佳手段作計算的工具理性，的確為現代社會帶來一定的好處。它使科學研究脫離道德的錮鎖，使科學家能客觀地驗證和觀察自然環境。在經濟上，它強調有效性，用最少資金及最快的方法完成所需的任務或達至目的，使資源能有效地運用。而且，工具理性的理念不但使工業技術和醫學發達，更發展出很多專業，如：社工專業。

然而，工具理性亦被泰勒視作現代性的沉鬱。由於它在科技及工業技術上的成就，加上個人主義那種以個人為目的的個人主義，使人迷信這種工具理性。本用來處理「物」的工具理性，逐被人們盲目地用來應用來處理「人」了。致使工具理性支配了大多數人的生活世界。這樣把「人」當作「物」一樣地管理與支配，逐漸地變成「人」必需服從於「物」的客觀秩序的現象。生命原則也必需追隨著科技理性所要求的機械原則，形成純粹依賴程序公正的無情社會機制。此外，正如韋伯(Max Weber)所言，價值問題和個人行為的目的，是沒有容觀標準可言的，工具理性根本不能處理這些問題。然而，人們卻以理性的邏輯與理則支配著他們的思考、生活，致使他們變得麻木、迷惘、無意義、喪失同情和關懷之心。

這種自工具理性發展出「技術支配地位」的想法，助長了我們生活的狹隘和平庸。道德價值不可被量度，而財產卻可被量度，所以人們逐視爭取最大財富為人生目標和量度成功的指標。這種被哈貝馬斯假定為「必然拒絕任何價值介入的利益圖型」的工具理性為現代人所濫用，反而回過頭來宰制了追尋終極價值與意義的目的理性。韋伯認為這種去除人性的「理性化」過程是一個無法逃脫的「鐵籠」(Iron Cage)，但是每個人都終將自動地向鐵籠走去。這種說法，與泰勒的「明知其陰暗面的存在，卻因制度性結構僵化而不能與之抗爭，形成沉鬱」的說法可謂異曲同工。

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被濫用的工具理性乃現代社會的兩大沉鬱，而這些沉鬱在現實社會中不乏例子。以下將會從政治、經濟及社會三方面去透視現代性的沉鬱怎樣體現於現代人的自我觀及現代社會之中。

籠罩著沉鬱的現代人和社會
政治層面
政治冷感就是現代社會沉鬱的顯現。極端的個人主義加上被濫用的工具理性使個人封閉在自我的領域，導致現代社會有著個人主心傾向而喪失公眾性參與。個人不再對屬於群體的事務有什麽興趣，只願意愜意地生活在一個私人的空間中，享受所謂的「消極自由」，聽任政府的管治和決策。人民對外界的冷漠，使政府相對下變得專權，形成托克維爾所說的「溫和的專制主義」，這正是泰勒所述的第三個沉鬱。貢斯當亦抱相同看法，他說：「現代自由的危險在於，由於我們沈湎於享受個人的獨立以及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我們可能過分容易地放棄分享政治權利的權利」。又正由於工具理性的影響，政治冷漠的人們對政府的唯一關注就是經濟政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第四十二任總統克林頓(Bill Cliton)的連任。在克林頓的第一屆任期中，他不但牽涉於「白水事件」之中，更與白宮見習生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有著「不恰當關係」。當時他差點被聯邦政府彈劾。可是，憑著他的經濟政策的成功，使聲名狼藉的他成功連任。可見，受著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影響的現代人，普遍有著這樣的一套狹隘想法：「除了經濟事務以外，一切的公共事務與我無關。」，可見其政治冷感。

另一個政治冷感的例子，發生在二零零二年的法國總統選舉。由於極多的選民放棄了選舉權，普遍不為國民所支持的極右國民陣線主席勒龐在首輪投票中擊敗了社會黨候選人若斯潘，使之有機會挑戰總統希拉克。他的出線，使全國及國際社會震驚，及後的一輪投票中，政績平平的希拉克卻以壓到性的票數擊敗勒龐而連任。勒龐的首輪勝利，反映出建基於個人主義之上的現代民主政治的漏洞與危機四伏。

此外，決策非人性化亦是現代社會沉鬱的例子。受著重速效工具理性的影響，政府決策者在政策制訂上多以商業角度出發。香港的語文政策就是一個例子。為了配合經濟發展，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二零零三年發表一份名為「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的諮詢文件，此文件矢志於加強學生三語兩文的能力。這份文件多次強調「僱主已多次對僱員語文水平下降的情況表示關注」，而語常會主席田北辰又云「商人是學生未來的僱主」。可見，這個政策的制訂是從商業角度出發，以語文教育主導的中、小學一般學科教育，非人性地把學生當作語言工具，重點培訓的語文能力而忽略培訓學生的思考和其他學科知識，顯然是受著工具理性的影響。

隨著決策重商業角度出發，亦容易造成商人主導的社會和政府。這種情況在香港更甚。行政長官董建華本身是個商人，而商界出身的梁錦松和田北辰亦先後擔任有關教育政策統籌者的角色。商人政治的後果，是使得整個社會便得功利和重速效，忽視貧苦大眾及勞動者的利益和福利。特區政府為求平衡收支，不惜處處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但卻處處提供優惠於商人。

個人主義以個人自我為中心，加上其本身無固定道德依循的價值觀，促進了價值多元。這種個人主義發展至極端，再附以重速效的工具理性，使政策決定者為了增加經濟增長而放棄傳統道德，政策非道德化。這種非道德的政策在歐洲處處可見，如：荷蘭和比利時的安樂死合法化、荷蘭和德國的娼妓合法化等。而且，最近荷蘭亦有意讓娼妓行業成立上市公司，這些都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加上重個人目的的工具理性的後果。難怪池田大作亦認為「極端個人主義就是指隨看社會的進展而日益顯露其弊端的歐洲的個人主義」﹝池田大作，1991﹞。然而，最近這種政策非道德化亦出現於亞洲，如：中國的足球彩票及香港的賭博政策。政府為求擴大收入，推行此種政策，使到道德淪喪，人民亦對公共事務不理不睬，只求利欲，進一步心靈失落。

經濟層面
經濟方面，自由市場經濟便是個人主義加上工具理性的最住例子。這種原意以「擴大私利以達公利」的市場經濟，正是泰勒所說的「社會生活的強有力的機制」。在市場中，商人們只可依循市場趨勢作出行動。他們即使是有了自己的取向，卻為這隻「無形之手」所牽著鼻子走。此外，市場經濟反映出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論(Social Darwinism)，資本家只重視有需求的牟利事業。在這個機制下，弱勢人士被忽略，造成貧富懸殊。市場經濟所達的「公利」只是經濟增長，忽視對弱勢社群提供的福利。

再者，人們為了保障自己在市場經濟下的成果，往往做出了損害公眾利益的事。例如：美國大藥商取得治療「窮國病」藥物的專利權。然而專利權使藥價高漲，反使最需要此藥的非洲窮國無力購買，只好引入「翻版」的廉價救命藥物。可是，在大藥商傾力游說下，美國副總統切尼插手阻止世貿組織讓窮國人民獲得「翻版」廉價藥物的協議。這事件顯視了個人主義主導下的市場經濟不公及之前所述的商人主導。

個人主義使個人重視自己的利益，而工具理性用於經濟上，使人用最經濟的方法計算利益。這樣，很容易做成馬克斯(Karl Marx)所說的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現象。特區政府為節省開支，把公廁的清潔外判。而承辦商剝削工人，竟出現時薪「七元一小時」的景象。

而且，個人主義使人重視個人理利而忽視外界環境的負面影響，到頭來影響著個人本身。例如工業家為求擴大利益，提高生產，使工廠大量排出污水及廢氣。既影響了生態，亦影響著自己的居住環境。溫室效應的出現，正是這個論點的鐵証。

社會層面
極端個人主義及濫用工具理性下的社會層面負面影響，正是嚴重的品牌化。而且，品牌化亦已滲入個人層面之中，學生選擇與成績好的同學交往便是一個把人品牌化典型例子。此外，品牌化亦滲入專業之中，社工專業就是一個好例子，難道想幫助別人必須先取得認可的社工資格？

以個人利益為前題的個人，進入了重視競爭的社會，使人只顧滿足物欲而缺乏關懷別人之心，造成疏離。歐美地方的離婚率便是一例。而人們隨了追求物質外，便無更高價值的成就動機，人生變得亳無意義，心靈空虛、脆弱，稍陷入逆景便不知所措，最後步上自殺之路。青少年為情自殺、畢業生因失業自殺、壯年男子生意失敗自殺的例子，屢見不鮮。人心的疏離，加上極端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功利主義，漸漸使人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狗仔隊揭人私隱及最近的「女星裸照事件」便是傳媒為求銷量，妄顧操守的表現。

工具理性發展了績效管理，為管理學揭開新一頁。然而，社會上並非所有事務皆可以績效衡量。例如：教育、醫療事務，我們很難以學生、病人的數量定機構的成功。可是，現代社會很多時以這個量化的角度處理質性的事務，歪曲了事務本質，這使不少非營利機構為了爭取撥款而喪失其機構目標。

結語
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同在啟蒙運動中掘起，把人們從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它們造福人群，衍生民主政制、公民權利，亦使科技發達、醫學昌明。然而，人們得到解放後，不斷把它們發揮至極點，變成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被濫用的工具理性。這兩種觀念使現代人變得平庸、狹隘及功利，他們只顧眼前的享樂，致力追求物欲，亦甘為物欲所羈絆，不但喪失了目標感及追求成就的動機，而且更喪失了個人與周圍世界的關係，對他人及社會的漠不關心。

現代人這樣的自我觀可體現於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之中。在政治上，極端個人主義和被濫用的工具理性，做出政治冷感、政策非人性化及道德化、商人主導政治等局面；在經濟上，它們做成被「無形之手」所牽累、貧富懸殊、損害公眾利益和階級剝削等惡果；在社會層面上，它們做成嚴重的商品化、不擇手段的競爭、疏離、心靈的失落。

這樣的現代人構成了這樣的現代社會。這些泰勒當時稱為憂慮的現象，並非沒人留意。反之，正如泰勒所言，憂慮是耳熟能詳的。可是，自十八世紀至今，我們一直活在個人主義及工具理性所營造的社會制度裡，我們知道其負面影響卻因長久活在此制度裡，無法與之抗爭，形成沉鬱。多年來，有學者認為儒學能揚棄現代性的陰暗面﹝杜維明，2001﹞。這個論調成立與否，相信要再經過長久的討論了。